(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這個好萊塢最孤獨的老者，終于從肉體上永別了此間浮華的塵世 也許這個告別早已在他的意料之內，甚至未免有些姍姍來遲

　　文/朱靖江

　　馬龍·白蘭度走了。1972年，他作為黑手黨“教父”維多·科萊昂，已經平靜地死在了自家的菜園里；1973年，他身為一名破落潦倒的無名男子，在一曲《巴黎的最后探戈》聲中，再度斃命于與他性愛糾纏的法國女人槍下；1979年，他更以叢林王者般的瘋狂與驕傲，自甘葬身在《現代啟示錄》熊熊燃燒的越戰火海里。足足又過了25載，這個好萊塢最孤獨的老者，在他80歲的年紀，才終于從肉體上永別了此間浮華的塵世——或許這個告別早已在他的意料之內，甚至未免有些姍姍來遲。

　　電影界的異教徒 桀驁而孤獨的巨星

　　馬龍·白蘭度屬于20世紀中葉那片恢弘燦爛的電影星空，并耀于格里高利·派克、柯克·道格拉斯、費雯麗等一眾溢彩流光的經典巨星。但他的星座卻桀驁不馴地自成一隅，不肯與好萊塢的群芳同列。

　　這個曾經在青年時代以他英俊的面龐和孔武的身姿傾倒眾生的硬派小生，沒在偶像的道路上走得太遠，便轉身逆行在紙醉金迷的日落大道上，如一頭流落于市井街頭的雄獅，雖然終歸成就了自身的藝術理想，但也不斷地煎熬著肉體與靈魂的脂膏，直到胸中的火焰如黑洞般吞噬了生命的靈息，暮年的馬龍·白蘭度才如莎翁筆下的李爾王一樣，在眾叛親離的挽歌中，潦倒而倔強地走向不知是天堂抑或地獄的另一個沙場。

　　他去世之后，《紐約時報》稱其為“電影界的異教徒，這位極具叛逆色彩的巨星用他的演藝才華照亮了整整一個時代，甚至永遠地改變了電影表演藝術的風格。”與眾多隨著時光流逝而星光散滅的前輩演員不同，馬龍·白蘭度雖然久已沉寂于當世影壇，但他所塑造的諸多銀幕形象卻依然和我們的時代保持著心靈的同步；他所倡導的“方法派”表演哲學——從內心深處成為角色本身——徹底擺脫了電影表演的戲劇化傾向，為美國電影從經典至現代風格的藝術轉型鋪墊了基石；而他所遭逢的種種人生悲劇，也從道德與命運的交叉點上不時牽動著我們的神經末梢，誠然如一部真人版的“現代啟示錄”。

　　《教父》：馬龍·白蘭度留在電影史上永遠的定妝照

　　無論在《欲望號街車》(1951年)或《碼頭風云》(1954年)里，青年時代的馬龍·白蘭度曾取得過多么輝煌的成就，但他留存于這光影史冊上的定妝照，還是那位老態漸露、心事重重的紐約黑手黨“教父”維多·科萊昂。在經歷過20世紀50～6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肆虐、黑人民權運動亢進、空前慘烈的越南戰爭以及他本人長達18年的生活與創作低谷之后，韶華不再、中年發福的馬龍·白蘭度傾盡他壓抑多年的藝術才華，塑造出一位血肉豐盈、內心復雜的黑社會“大佬”，并將他對美國社會的深刻批判淋漓盡致地展現在對《教父》(1972)的精心演繹里。

　　“我根本不認為這是一部描寫黑手黨的電影。”馬龍·白蘭度曾經尖銳地指出，“《教父》表現的是美國的企業制度。在某種程度上，黑手黨是我們所有資本家最好的實例。”雖然作為犯罪集團的黑手黨在美國社會演進中逐漸淡出了歷史舞臺，但它所奉行的陰謀暴力和冷酷無情的行為準則卻從未在美國經濟、政治領域里真正根除。曾經轟動世界的“安然案”便是美國大企業與資本家“黑手黨”化的一樁驚天丑聞，而當代美國政界的“家族”體制與暴力準則也被紀錄片導演邁克·摩爾在影片《華氏911》中毫不留情地揭露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馬龍·白蘭度在30多年前所點明的真理到今天依然能刺痛整個社會的良心。

　　老“教父”維多·科萊昂在影片《教父》的末尾寧靜地辭世，他的后人則繼續操持這宗沾滿鮮血的家族生意。而這部電影(連同其續集)在美國電影表演藝術史上同樣具有傳宗接代的意義：馬龍·白蘭度(飾演“教父”維多·科萊昂)、艾爾·帕西諾(飾演二代“教父”邁克爾·科萊昂)和羅伯特·德·尼羅(在續集中飾演青年時代的“教父”維多·科萊昂)聯袂塑造的三位黑手黨魁首形象，不單使兩集《教父》總共摘取了九項奧斯卡大獎，更將一種堅韌內斂，張揚著陽剛氣概的表演風格輾轉延續至今。

　　在《教父》中飾演長子邁克爾的艾爾·帕西諾承襲了馬龍·白蘭度憤世嫉俗的藝術秉性，無論是《女人香》中玩世不恭而又熱愛生命的盲人上校，還是《魔鬼辯護人》里誓要顛覆人類價值觀念的撒旦律師，都浸透著馬龍·白蘭度式的張狂不羈；而深得其藝術真傳的羅伯特·德·尼羅更是在其后三十多年的時間里牢牢占據著“江湖第一大佬”的頭把交椅，憑著《美國往事》、《好家伙》、《賭場風云》、《老大靠邊站》等一批“黑幫片”力作，被視為馬龍·白蘭度在藝術上青出于藍的接班人與接力者。

　　《巴黎最后的探戈》：偶然之作成為其人生最真實的鏡像

　　令馬龍·白蘭度名垂影史的另一部電影卻非好萊塢制造，而是意大利導演貝爾納多·貝特魯齊執導的影片《巴黎最后的探戈》(1972年)。這部探討現代社會人性孤獨與絕望的歐洲藝術電影，雖然只是馬龍·白蘭度一次偶然的創作嘗試，但卻深刻地觸及了那個時代的靈魂創痛：革命理想的破滅、性愛的苦悶絕望與人生的虛無渺茫。馬龍·白蘭度在這部影片中盡情地宣泄著心靈的秘密：“我父親是個酒鬼，整體在酒吧喝酒、嫖妓、打架。我媽很浪漫，也是個酒鬼，我記得她一絲不掛被警察帶走的樣子。我的童年沒有一點好的記憶……”

　　這部壓抑得令人煩躁不安的電影似乎正預兆著馬龍·白蘭度悲苦不堪的后半生。他的生命與電影如此神秘地互為鏡像：兒子克里斯汀如《教父》中的邁克爾一樣殺害了妹妹的男友，卻無法像個真正的黑手黨人那樣逃脫法律的懲罰；在《巴黎最后的探戈》里，馬龍倒在情婦的槍口下，而在現實生活中，卻至少有六名女子因他而自殺。

　　馬龍·白蘭度的最后10年淪陷在巨額債務與對非婚子女的甄別指認里，曾經為導演貝特魯齊所傾倒的那份“盛氣凌人的霸氣”也在暮年的蹉跎中悄然消泯。

　　或許在他孤獨的記憶里，馬龍·白蘭度所期待的死亡并非如此平淡寂寞，他曾在科波拉執導的《現代啟示錄》中扮演過一名美國軍官柯茲上校，因為洞見了越戰的瘋狂與殘酷，轉身投入柬埔寨叢林，成為當地原始部落敬畏的王者。當柯茲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時候，他借手另一位美軍戰士威拉德，用砍刀了斷了自己的生命：“所有人都等著我去解除他的痛苦，”威拉德在砍殺柯茲上校——也就是馬龍·白蘭度時曾喃喃自語，“他盼望著像勇士般地死去，決不做逃兵。”而在莽莽的叢林里，一場莊嚴的犧牲儀式也在隆隆的鼓聲中愴然舉行。

　　當馬龍·白蘭度彌留之際，或許那隆隆的木鼓聲又一次從遠方的叢林里傳來，召喚這位不羈的王者返回他靈魂的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