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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中旬，7家中央直屬國有企業先后收到一份《中央企業建立和完善國有獨資董事會試點工作的通知》(后簡稱《通知》)。

　　《通知》稱，試點企業將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在年內設立各自的董事會。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后簡稱國資委)將派若干“外部董事”和“獨立董事”進入企業董事會。

　　“這是關系到國資委未來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近日國務院國資委黨委書記李毅中在內部工作會上這樣評價組建董事會。早在今年2月，國資委就強調，完善國企公司治理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健全董事會，并提出用3年或更多的時間，在中央企業中探索建立董事會以及獨立董事制度。

　　舊董事會：一個人的董事會

　　6月16日，北京車公莊大街物華大廈二層，中國誠通集團正在召開董事會，“這是本屆董事會的最后一次會議，幾個月后，新董事會將由國資委最終敲定。”一位與會的該企業董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中國誠通集團是此次國資委董事會改革試點之一。其他6家試點的企業(包括神華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寶鋼集團公司、中國鐵通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中國高新投資集團公司和中國國旅集團公司)與誠通集團一樣，原本都有自己的董事會。據悉，在現有189家直屬中央企業中，總共只有十余家建立了董事會，但這些舊的董事會常被人們稱作“一個人的董事會”。

　　原因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國有企業在向現代公司治理結構邁進的過程中，普遍違反了“分權制衡”原則， 原企業的廠領導自動成為董事會成員，其中黨委書記或者廠長(經理)自動成為董事長。

　　中國誠通集團的前身是若干家物資部下屬的企業。1992年，在物資部撤銷前夜，這些企業被行政性指令合并為誠通集團。這勢必要求這些分散企業必須共同成立一個董事會管理整個企業。于是，“集團董事大都由原來各個企業的總經理兼任。”中國誠通集團控股公司總裁辦公室主任苗卿華說。

　　另一家試點單位上海寶鋼集團也是如此，“原董事會建立于集團成立之時，主要由公司的高層管理者擔任。”該集團董事會秘書室的一位負責人對本刊說。

　　這樣一來，國企建立董事會后并沒有擺脫國企原有的監控模式，由于董事會成員由內部人員擔任，并與經營班子高度交叉。經營者最終仍是一個人負責制。

　　新董事會：國資委親自操刀

　　央企“一個人的董事會”直接導致出資人代表 國資委無法扮演“老板”角色。

　　按照現代公司治理的要求，老板(出資人)與企業間通過董事會建立一種“委托代理”關系。出資人只要派出代表自己的董事建立董事會，通過集體決策行使制定戰略、人事任免等功能。而此前由于國資委沒有派駐董事，“老板”只能“直接管理”企業。因此，建立新董事會被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看作是國資委從“老板加婆婆”崗位上退出的關鍵。

　　然而，國資委在派什么樣的人員進入企業董事會上頗費腦筋，至今莫衷一是。

　　其中爭論最多的是，“要不要空降新董事長？國資委聘請什么樣的人擔任外部董事(不是本公司雇員的董事)？”

　　在這些爭論中，由國資委出面聘請“外部董事”的方式被看作是一個進步。

　　此前，一些央企也曾試圖通過引入外部董事完善董事會制度。誠通集團在1998年左右嘗試引進過外部董事，并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這是因為企業引進的外部董事并非專職，很難嚴格到位，甚至沒有時間開董事會，這也是其他國企聘請外部董事的窘境。

　　事實上，向中央企業派駐董事遇到最直接的難題就是董事人選。根據《公司法》規定，公務員不能擔任董事，因此國資委并不能向企業直接派駐自己的“公務員”。

　　根據國外的經驗，“董事的組成主體要有專業、閱歷方面的要求。各國大公司董事人員多數是正在或曾任其他大公司、金融機構的CEO，具有豐富的籌資、投資、并購特別是經營業績確認評價、獎懲任免等企業高層的經營、管理與監督經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李兆熙說。

　　這次國資委試點的董事會其外部董事將成為專職董事。“他們將從現有中央企業和現有大型企業監事會等途徑選擇任命，并在兩家以上央企擔任專職董事。”一位國資委企業分配局的官員對本刊透露說。

　　此外，外部董事在數量上也首次被強調，本刊得到的比例為外部董事在董事會中原則上應占1/3。

　　目前試點之一的中國鐵通集團已經基本確立了新的董事會，在總共9人的新董事會中，3名外部董事仍虛位以待，等待國資委最終決定。

　　重新注冊：國企到公司的轉變

　　對于央企而言，要讓新董事會真正取代舊董事會，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首先必須要改變身份 由“國有企業”變為“國資公司”。

　　到2003年底，現有189家中央直屬企業的母公司，大都是按照《全民所有制企業法》(后簡稱《企業法》)注冊的。

　　“我們正在準備申請變更企業注冊，由原來按照《企業法》變更為《公司法》，這是董事會試點的第一步。”6月16日上海寶鋼集團董事會秘書室的一位負責人對本刊說。

　　《企業法》制定于1988年，這部法律中充滿了計劃經濟的色彩，“沒有任何公司治理的概念，政府跟企業的關系沒有理清，很難做到政企分開，其內容甚至包括企業要執行國家指令性的計劃等，所以這部法律完全過時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對本刊說。

　　與這部法律相對應的是“總經理負責制”或者舊“董事會”制，這是目前中央國企的主要模式。

　　總經理負責制就相當于讓總經理同時擔當戰略監督者、制定者和執行者的角色，不但有角色和利害的沖突，也容易出現由于缺乏監督而導致的內部人控制，甚至公司的一把手出逃也沒有人知道。

　　現在中國公司治理結構是在現行《公司法》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公司法》對于董事會的產生方式、職責范圍都相對規范和明晰。這就要求企業必須按照《公司法》變更注冊。

　　根據本刊了解，目前國資委正在就7家試點企業變更注冊的事宜同國家工商管理總局進行交涉。

　　“國企變成國有獨資公司不僅是名稱的改變，還涉及到國有資產授權經營和企業資本金充足的問題。”苗卿華說。

　　在變更注冊之后，7家試點央企將按照國資委的要求迅速搭建起一個新的董事會。按照國資委的思路，新董事會將擁有選聘或解聘公司總經理、決定公司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及對外擔保、制訂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決算方案等職權。

　　同時，還可以制訂公司主營業務資產的股份制改造方案，包括各類股權多元化方案和轉讓國有產權方案、與其他企業重組方案等。

　　但事實上，能否作到這一點，各界尚存懸疑。

　　有限改革之憂

　　“照葫蘆畫瓢容易，但真正發揮作用就很難。”張文魁說。比如能不能規范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規范出資人與企業間的關系，建立董事會的受托責任，這些都需要進一步觀察。有意味的是，雖然這批試點央企大都從事競爭性行業，但都無一例外的是國有獨資企業。

　　“國有大型獨資公司只有一個股東——政府，所有董事會成員本身都不擁有公司產權，他們都是‘官員’，是國有產權的‘代表’，這樣的董事會作用是有限的。”北京大學金融系教授曹鳳岐說。

　　根據現行《公司法》，國有獨資公司不設股東會，這就導致了這次試點成為了“一種特例”——這將涉及到修改《公司法》。

　　事實上，董事會建設并不能取代產權層面的多元化，“國資委不能以‘管’代‘改’，不能用‘管好’代替‘改好’，改就是產權要改，如果產權不改，只是在企業內部疊椽架屋，作用有限。”張文魁說。

　　另一方面，“人們擔心在股權結構單一或國有經濟絕對控股的條件下，董事會很難發揮作用，還使治理機構重疊，帶來矛盾和扯皮現象。”國務院國有企業監事會主席何家成在一次金融論壇上對記者說。

　　一個簡單的例子：在試點央企中都有董事會和董事長。要建立新董事會，這些原董事長究竟是作為國資委的派出董事，還是仍然作為原企業董事。

　　這造成一個兩難，如果原董事長保留舊的身份(由上級黨委任命)，公司會出現除了若干外派人員之外，仍都是原內部董事。而如果國資委委派董事長，就存在一個企業接納的問題，人事安排面臨著調整阻力。

　　新舊董事背后體現的是傳統的干部人事制度與現代公司治理的沖突。據悉，在目前189家中央企業的“一把手”中，有53家由組織部門決定產生，其余由國資委決定產生。管理層更多被看作“特殊的公務員”而非企業家。

　　根據本刊了解，此次央企試點董事會，企業原有的內部董事包括董事長，并不會做很大調整，只有外部董事這一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強。

　　時至今日，雖然學習西方的董事會制度已經是企業界共識，但是南橘北枳的現象卻出現了 成長于西方“標準環境”下的董事會，在國內要面對的，卻是公司法律體系缺失和大量特殊國企。人們仍然需要追問的是：國資委要像普通股東那樣遵循權力配置規則嗎？或者作特殊安排？這些都是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

　　還有一個嚴峻的問題。西方公司治理對董事會的倚重是建立在西方的信托文化基礎之上，而西方的信托歷史非常長。

　　信托作為一種廣泛的財產關系制度為整個社會所接受和尊重，從而浸潤著濃厚的信托文化，并催生了受托責任體系。

　　“在國內，政府和企業都深深困擾于誠信的缺乏，人們將會發現，確立受托責任體系比建立董事會更重要。”張文魁說。

　　稿件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王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