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朱大可

　　經過歷次仇恨政治運動洗禮的中國社會，仍然受到“仇恨政治學”的精神支配。仇恨政治學的邏輯是：仇敵的苦難就是我們的歡樂。這個邏輯完全罔顧受害人正是那些無辜的平民。仇恨成了衡量國家-民族-人際關系的惟一標準。這導致了一系列令人震驚的后果。早在“9·11”事件爆發之際，我們就已經發現，這一恐怖屠殺竟成為某些狹隘民族主義者的狂歡時刻。

　　幾年過去了，仇恨政治學的邏輯并未得到修正，但它的語法卻從仇恨大步轉向了娛樂，從而促成了一種全新的“娛樂政治學”的誕生。這意味著狂歡對象正在從受難的“仇敵”擴展到所有對象。從馬加爵喋血、馬驊落水身亡、到中國工人阿富汗遇難事件，甚至到最近的別斯蘭慘案，所有這些災難性事件都無法擺脫“娛樂政治學”的染指。

　　政治娛樂化本來是意識形態的進化方式，但它卻走火入魔，淪為一場對人類苦難的消費狂歡。國家主義和商業主義、娛樂主義與恐怖主義合謀，結成了“娛樂政治學”的同盟。一些運營商的章魚式吸盤，透過大眾傳媒伸向廣大受眾，意圖用人類災難的誘餌去獲取利潤。這是國家資本主義邏輯的范例。在資本的原始積累時代，社會良知、正義和同情心均遭到了無恥的解構。高漲的娛樂指數像興奮劑一樣，瓦解了媒體最后的倫理操守。這是關于人類苦難的盛宴，每一道菜肴都是由死亡、鮮血和眼淚烹調而成的。但我們不能僅僅指責那些廚子，也要對食客的口味提出質疑。毫無疑問，正是民眾的渴求推動了這場“苦難消費”的狂潮。他們和媒體以及商業機構的共同蜜月，勾勒出了資訊嘉年華的丑陋輪廓。

　　什么是我們必須遵循的“娛樂政治學”理念？娛樂有沒有基本的游戲規則？這個規則是什么？誰來制訂這樣的規則？又有誰來監督規則的執行？違規者將受到怎樣的處罰？迄今為止，所有這些疑問都未得到必要的澄清。

　　在1864至1949年期間締結的一系列“日內瓦公約”，或許能夠給中國倫理學界提供某種啟示。該組公約不僅是國際關系的約定，也是人權、正義和良知的普遍準則，它要求給予弱者(戰俘、平民、難民、傷病員等以基本的人道主義對待)以基本的“人身及榮譽的尊重”，“不得基于性別、種族、國籍、宗教、政治意見或其他類似標準而有所歧視。”其中第四公約第27條特別指出，要使其免受“侮辱與公眾好奇心的煩擾。”中國政府早在1956年就已成為這一公約的締約者。這不僅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道德約定，而且也是國家機構和普通民眾的道德理念，亦應成為全球媒體的娛樂底線。任何超越這個底線的行為，都可被視為是一種“資訊侵權”或“資訊犯罪”，并應承擔相應的責任。

　　然而，從日內瓦到北京的心靈距離，似乎正在變得遙遠起來。在我看來，一項強制性的外部約定，遠不如一次小小的道德內省來得有效。中國社會重修被摧毀的倫理道路，寄望于大批道德義工的參與。

　　對過分的“娛樂政治學”的激烈批評，大多來自互聯網論壇，也就是來之于自由議論的前線。這是社會良知的一次自助行動。對大眾媒體的道德指控，與其說是居高臨下的審判，不如說是資訊消費者的自我反省。媒體的一再跨底線運作，終于喚醒社會業已退化的良知，令廣大公眾感到了強烈的羞恥。這一羞恥感的修復，有助于改善社會無恥化的病況。“娛樂政治學”首先應當確立這種“羞恥倫理”，而后才能推動人類公約的健康運行。重建中國社會良知的最大動力，正源于我們每個人的隱秘內心。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1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