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面對的困難，也是我們親人面對的困難。”在中央電視臺7樓一間不大的辦公室，也是《焦點訪談》的“總指揮部”，說起“為群眾解決問題”，《焦點訪談》總制片人梁建增用“責任”二字來形容自己的感受。

　　到4月1日，《焦點訪談》已開播10周年。3月24日，《焦點訪談》辦公室里依然是忙碌景象。兩天前，《焦點訪談》記者乘坐的采訪車在河北被砸；一周前，采訪報道非法采血的《焦點訪談》記者在廣東被關了幾個小時，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為此，《焦點訪談》領導提醒記者們“隨時報告行蹤，注意安全”。

　　與此同時，《焦點訪談》播出廣東省德慶縣非法采血的報道，引起衛生部高度重視，有關部門連夜進行處理。而在準備播出的沙塵暴系列報道中，他們意外發現，3年前因水源使用不合理已經干涸的湖泊，如今又有了水，這一切，緣于《焦點訪談》報道后國務院領導的批示和整改。

　　事實上，因其特殊影響，《焦點訪談》一直被視為輿論監督的“晴雨表”。在其走過10年之際，他們將自己制作的特別節目命名為“責任”。數據顯示，1998年，《焦點訪談》輿論監督內容占到47%，2002年，這一比例下降到17%。在《焦點訪談》從“高峰”走過“低谷”之后，今年，他們宣稱，將加大輿論監督力度，力爭創下“新高”。這意味著什么？

　　很多當事人用“超出想像”來描述其所帶來的影響

　　中央電視臺副總編輯孫玉勝回憶，1993年，有關人士醞釀搞一個輿論監督節目。“起初，我們決定把這個新欄目命名為‘記者視點’”，后來，接到通知，決定“不叫‘記者視點’，而叫‘焦點訪談’。”“這個動議來自有關領導”，孫玉勝說。今天，《焦點訪談》早已走進千家萬戶，很多當事人用“超出想像”來描述這一欄目所帶來的影響。《焦點訪談》于1994年4月1日開播，10年來，播出幾乎“雷打不動”，每天19時38分播出，時長11分50秒。首播節目《’94國債發行第一天》，兩天后，《焦點訪談》播出第一個輿論監督節目《北京郊區：耕地上修建起一座墳塋》。此后，又播出了《關于杭州棄嬰的報道》、《游戲機游戲了什么》、《亂攤派何時了》等等，亂收費、亂攤派、占地、造假、欺詐等社會轉型時期的問題報道，不斷出現在公眾面前，“即使是10年后的今天，我們依然關注著這些問題。”《焦點訪談》有關人士說。

　　當時，《焦點訪談》以4句話表達自身的追求：“時事追蹤報道，新聞背景分析，社會熱點透視，大眾話題評說”。6年后，濃縮為一句話：“用事實說話”。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中國最有影響的輿論監督品牌，其報道的80%的輿論監督節目都使問題獲得了解決。“以前，報紙、通訊社也反映一些問題，但從沒有像電視這樣直觀、生動地把問題的嚴重性表現出來。”《焦點訪談》記者曲長纓說。

　　此后，共和國3任總理先后親臨《焦點訪談》演播室。1997年，李鵬題詞：“焦點訪談，表揚先進，批評落后，伸張正義”；1998年，朱镕基贈言：“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2003年，溫家寶在《焦點訪談》演播室贈言：“與人民同行，與祖國同在，與世界同步，與時代同進”。“3任總理贈言、題詞，在新聞界并不多見。”《焦點訪談》總制片人梁建增說。

　　同時，《焦點訪談》每天能接聽觀眾熱線電話200個左右，群眾來信300封左右。一位每天拆閱來信的記者說：“每天都有一麻袋信件。電話就更多了，我們查詢了電信部門，發現每月觀眾打來39萬個電話，能打進來的，只有不到一萬個。”

　　“我們的社會不能麻木到連痛感都沒有了”

　　隨著《焦點訪談》一起家喻戶曉的主持人敬一丹認為：“《焦點訪談》是讓社會保持痛感，我們的社會不能麻木到連痛感都沒有了。”

　　由于報道選題80%來自觀眾來信、來電，直接傾聽百姓呼聲，《焦點訪談》在“下情上達”上起到了特殊作用。總制片人梁建增一看到反映問題的人“衣著樸素，一臉滄桑，就覺得心里很不好受”，特別想“做些什么”。“痛感”，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重視。1995年底，《焦點訪談》播出了《盜伐危及大動脈》，反映三北防護林被濫砍濫伐。一個畫面是60年代郁郁蔥蔥的森林，另一個畫面是30年后同一地點，風沙滿天，殘根斷樁。國務院領導公開表揚《焦點訪談》“這個問題反映得好”，隨后，國家出臺了天然林保護政策。

　　雖然2002年輿論監督內容比例不高，但也在這一年，國務院辦公廳正式開設了《焦點訪談》督察情況反饋機制，就中央領導同志每一次對《焦點訪談》作出的批示以及批示后的督察情況進行跟蹤反饋。2002年，《焦點訪談》報道的事件中，有41起被納入了國務院督察反饋機制。“這樣的機制使監督的落實變得制度化和常規化了。”有關人士表示。

　　由于反映的情況來自基層，監督對象往往是村長、鎮長、縣長，有批評說“以這樣的黃金時間，這樣的領導重視，卻老反映一些不大的個案，是‘高射炮打蚊子’。”

　　對上述議論，《焦點訪談》負責人認為，一個人、一個家庭的命運，往往帶有普遍性，推動這些事情的解決，也是對社會的貢獻。

　　2002年，《焦點訪談》輿論監督的節目占到全年節目的17%，達到歷史最低點。很多人說“不愛看《焦點訪談》了”。敬一丹認為，這是因為一些地方政府、一些部門對輿論監督的意識和接受程度出了問題。“人們不是對一個電視欄目失望，而是對中國輿論監督的懷疑和失望。”《焦點訪談》記者一怕采訪遇到阻撓，二怕說情，自己還在采訪，對方已然跑北京公關，幾乎每個記者都有過“節目播不出去”。

　　這是一份《焦點訪談》特殊的記錄——記者喻曉軒、攝像王守城在采訪中，被當事人非法搜身、拘禁4小時；記者再軍在廣州經歷了“驚險的綁架未遂”，事后，廣州警方告訴他“你很僥幸，躲過一劫”；記者白河山、再軍被人誣為“找按摩小姐嫖娼”，當調查組對此作出“與事實不符”的結論后，兩位記者當場淚下。

　　同時，被監督對象為了達到“不要播出”的目的，給《焦點訪談》記者法展、朱邦錄4萬元錢，被拒絕。在《焦點訪談》，記者拒收、上繳2萬元、3萬元的事情并不鮮見。

　　在公交車上，一位抱著孩子的婦女，聽說來了《焦點訪談》記者，馬上起立，讓座給記者。對此，當事人感慨：“這是出于對一個輿論監督欄目的尊敬。”《焦點訪談》主編楊繼紅表示，通過接待群眾，接聽來電、拆閱來信，很多群眾相信“他們的事被人過問了，就不會走上絕路”，“對我們是一個工作，對他們是一個命運的改變”。

　　敬一丹說：“我聽到了越來越多的好消息。”

　　10年前，敬一丹聽說“咱們電視臺要辦一個輿論監督節目，每天一次。”當時，她幾乎難以置信。10年后，她說：“輿論監督的力量超出了我們的想像，當年很多禁區，現在都一點點被突破。”

　　2003年，溫家寶總理來到中央電視臺，專門到《焦點訪談》聽取了情況，敬一丹代表《焦點訪談》將內心的苦惱和盤托出。

　　溫總理鼓勵她說，國務院有專人對輿論監督提出的問題進行收集、整理，督促解決。

　　2003年初，在《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時，敬一丹曾提出“優化輿論監督的環境”，2004年3月5日，敬一丹在溫家寶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聽到了“要接受新聞輿論和社會公眾監督”，她笑了。

　　今年，在中央領導支持下，《焦點訪談》不但要增加輿論監督節目量，還要在“真實、客觀，跟蹤解決”上下功夫。《焦點訪談》記者說，“過去，我們采訪提問咄咄逼人，現場交鋒讓被監督對象狼狽不堪；后來，我們又進行了隱蔽拍攝，克服了拒絕采訪帶來的困難；現在，我們更傾向于調查，將更客觀、更準確地報道事實。”

　　據介紹，目前，類似于《焦點訪談》的節目，在全國已經開辦了60余個。以《焦點訪談》為代表的輿論監督將會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來源：中國青年報 作者：劉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