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22日電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發表文章稱，十六屆三中全會更加關注農業、關心農村、關懷農民。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認為，五個統籌之首就是統籌城鄉發展，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這是一個標志，即從改革初期著眼于資源配置、分戶經營和把土地資源給農民，到現在的著眼于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讓農民以平等的主體參與市場，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可用八個字概括，即“還權于民，讓利于民”。

　　徐勇還稱，現在我們的農民還不是以平等的主體參與發展，對他們還有很多體制性的限制，此其一；其二，農民在市場競爭中還是弱勢群體，他們的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所以改革的目的有兩個：一是改革體制性障礙，二是推動農村社會經濟全面發展。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農村問題的決定都體現了這一精神。

　　過去我們把勞動力流動起來了，是一個重大的改革成果。農業發展現在面臨的最大任務就是把土地盤活，讓土地流動起來。不把土地流動起來，就實現不了它應有的價值。但現在在土地盤活的過程中就出現了權力對資本的干預，把土地資本的利潤都拿走了，農民得到的很少。有些地方政府把農民的土地以極低的價格大量征用，出現了所謂新的“圈地運動”，然后倒手，十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增值，但這種土地收益農民沒有享受到。失去土地之后他們工作無著、生活無著，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所以，三中全會特別提到要依法、自愿、有償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

　　再如，間接補貼改為直接補貼，也是切實保護種糧農民的權益。這幾年我們的拋荒很嚴重，農民種田的積極性下降。所以這次把通過流通環節的間接補貼改為對農民直接補貼，保護種糧農民的利益。

　　國家加大對農業的支持保護，深化農村稅費改革。近兩年的稅費改革有很大成績，確實減輕了農民的負擔，規范了收費制度。但這都是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推動的，具體到基層，其運行出現兩個后果：一是削弱了村級經濟的實力，二弱化了鄉村教育文化事業的能力。減人時首先減鄉村教師，這是各地普遍存在的問題。鄉村財政“收”的時候是抽油煙機式的，“支”時是漏斗式的，真正用于農民身上的很少了。這種行政式的稅費改革難以持久，隨時有可能反彈。因此鄉鎮的管理體制要改變，要有配套改革。現在我們稅費減了，但人沒有減，所以就會巧立名目，打農民的主意。

　　特別提出了對農民的支持，像醫療、教育等，中央要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大力發展縣域經濟。縣是城與鄉的結合點，要防止以縣的行政區劃推進經濟發展，而要尊重市場規律。不能走老路，靠縣政府的力量去推動發展，而要靠市場。在城鎮化進程中，如果沒有產業支撐，城鎮化不但不能帶動經濟發展，而且會起到阻礙作用，因為它浪費了土地資源。

　　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這種提法過去也很少有。過去我們的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是不管農民的，農民不是勞動保障的對象。這次這個提法把農民納入到勞動者中，像一般的國民一樣，為他們提供勞動機會和社會保障。

　　所有這些關于農村問題的措施是很切合實際的，體現了“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的思想。(韓冰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