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士蘭大學除了主修新聞學之外，我還選修了很多經濟學的課程。澳大利亞的課堂氛圍還是很輕松的，以自學為主。但課外的壓力卻很大，因為老師會經常布置一些以研究性課題為主的作業(yè)，要完成這些作業(yè)則需查閱大量的資料，而平時成績比例又會占到成績統計中的四分之三甚至更多，所以一開始到澳大利亞的時候，我的課余時間幾乎都奉獻給了作業(yè)———因為在這里，如果被老師發(fā)現作業(yè)中有一丁點抄襲的成分，就會面臨被記過甚至開除的懲罰，留學生幾乎個個如臨大敵。

　　澳大利亞是一個留學大國，班級里的同學來自世界各地，來自中國的就有三個人，分別是上海、沈陽和成都人，而其余的留學生膚色各異，來自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的學生和我們關系比較好，而來自英國、美國、新西蘭的白種人打成一片，少數幾個來自非洲國家的學生則團結成一個小團體。每次討論到國際問題時，大家總是各成一派，儼然是一個微型的聯合國。

　　隨著對課程的熟悉，我也和大多數留學生一樣，開始打工補貼生活。不過因為什么都不懂，我只能到一家中國人開的餐館中做服務員兼任刷碗工。剛開始打工的時候，老板特別喜歡我，總是把一些比較重要的事情交給我做，甚至想要我做大堂經理，但是畢竟剛上班沒多久，我也怕得罪店里的老員工，所以就委婉地回絕了老板的要求。店里有很多當地的澳大利亞員工，碰到華裔用餐發(fā)生矛盾時，他們往往不知道怎么向顧客解釋，這時，我就會被邀請去和顧客溝通，一段時間下來，和同事們的關系也逐漸好了起來。

　　因為來澳洲讀書的學費完全靠家里供給，所以我一直盡量去賺錢，為家庭減輕負擔。這次金融風暴對留學生來說，是一把雙刃劍，雖然畢業(yè)之后的工作可能比較難找，但是學費便宜了，整整打了七折。如果我能夠一直在現在這家中餐館打工，那么對家庭的經濟壓力就會小很多了。

　　不過，金融危機對當地人的生活還是有影響的。澳大利亞是高福利國家，當地居民對政府福利的依賴較大，澳元貶值讓很多居民都捂緊了錢袋子，這半年來我們餐館的業(yè)績因此下滑不少。(Ja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