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夸大了中國人才流失問題

　　拙作《中國人才流失很嚴重嗎？》見報后(《南方都市報》6月14日)，引起網友幾乎一邊倒的嘲諷和謾罵。關于人才流失，國內公眾一般認為問題嚴重，中國已經成為“人才戰(zhàn)爭”的大輸家。我只想介紹國內外學術界一些最新研究成果，說明人才外流也具有正面效應，至少不像媒體報道的那么可怕。這里不妨再強調一下我的主要論點。(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人才流失屬于發(fā)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中國人才流失是否嚴重，首先應作國際比較。就筆者所見，多克爾(FrédéricDocquier)等學者收集了目前最為全面和系統的人才跨國流動數據。他們計算了各國的人才外流率，即2000年以前一國受過高等教育人口在22歲以后遷往其他國家的比率。結果顯示，中國的外流率只有3.1%，在193個國家中排名第158位。新加坡高達9.7%，同樣是人口大國的印度也高于中國(3.4%)。幾十個非洲和拉美國家的外流率都在20%以上，它們才是發(fā)展經濟學家關注的“問題國家”。近年來我國留學生數量急劇上升，可由于高校大幅擴招，人才外流率仍然保持在以往水平。其實，就中國的發(fā)展落差和人口規(guī)模而言，理應有更多知識精英移民海外，可發(fā)達國家吸納外來人才的能力有限。美國移民法規(guī)定，來自任何國家的移民數量，在一年內不得超過全部移民的7%。因此我們也不必擔心發(fā)達國家會無節(jié)制地吸收我國人才。

　　《南方周末》的近期報道稱，新世紀以后第三波移民潮的主力由精英階層構成，區(qū)別于前兩批的偷渡客和洋插隊。筆者手上只有2000年和2008年的美國人口數據。在15歲以上生于中國大陸的美國居民中，2000年有39%具有本科以上學歷，2008年則升至45.4%。可是，如果比較上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頭八年這兩個時間段到達美國的中國移民，我們就會發(fā)現高學歷人口的比例幾乎相同，都是46%多一點。也就是說，90年代以后，赴美中國移民的學歷選擇性很強，但新一代移民中知識精英的比例并沒有提高。

　　有讀者會說，你不能把出去的等同于留下的，何況同樣受過高等教育，北大清華畢業(yè)的留洋博士和地區(qū)院校的專科生可以等量齊觀嗎？我承認，學歷和專業(yè)水平越高，中國人才外流的比例越大。但在這點上，媒體仍然夸大了問題的嚴重性。有一項被新聞界廣泛引用的數據稱：“清華北大涉及高科技專業(yè)的畢業(yè)生七成以上去了美國”。據中國科技政策專家曹聰考證，這一數據最早見于2001年第8期的《求是》雜志。然而，文章作者陶濤并沒有給出數據來源。曹聰猜測，僅在1985年后的某一年，清華北大可能有七成高科技專業(yè)學生赴美留學，而陶濤將這一年當作了“1985年以來”。評價人才流失需要扎實嚴謹的研究工作，筆者希望媒體不再以訛傳訛，網友們也能拿出數據來批駁我。(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筆者并不否認人才流失是中國面臨的問題之一。《人才戰(zhàn)爭》的作者王輝耀指出，中國目前仍屬于人力資本的“出超國”，即我國外流的人才要多于引進的人才。一個流出國若想降低人才外流率，一般可以考慮三種政策選項。一是限制人才出國，比如設立各種手續(xù)，或要求交納“培養(yǎng)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留學生對此記憶猶深，因為這些限制出國的措施不得人心。二是與流入國合作，謀求制度性的補償。印度裔的美國經濟學家巴哈瓦蒂(JagdishBhagwati)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倡議發(fā)達國家對移民征稅，以補償發(fā)展中國家人才流失的損失。然而，這一政策建議在實踐層面很難落實。一是流入國不愿為另一個國家征稅；二是合理的稅率很難確定。人們并不清楚一個移民創(chuàng)造的經濟價值，究竟源于他在流出國接受的教育，還是由于流入國提供的工作環(huán)境。排除以上兩種選項，流出國的上策還在于吸引人才歸國，同時動員海外僑民參與國內的經濟建設。在僑匯、海歸、技術轉移、國際合作等多個方面，人才外流的確有利于中國的長遠發(fā)展，盡管不見得能抵消人才流失的負面效應。

　　隨著中國轉入創(chuàng)新型社會，人才短缺在未來十年將變得越發(fā)嚴重，但這主要不是人才外流造成的。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并不存在人才流失，可那時也沒有培養(yǎng)出多少高科技人才。大批青年學子出國深造，為中國提供了巨大的海外人力資源儲備，這正是解決人才短缺的契機。據教育部最新發(fā)布的統計數字，2009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達到22.9萬人，比上一年增長27.5%；全年留學回國人員達10.8萬人，同比增長56.2%。也就是說，回流人員的增長幅度已經大大超過了出國人員。當然，還有很多海外人才處于觀望狀態(tài)。依筆者之見，只要國內用人單位保持競爭格局，其中總會有些樂意讓海歸們人盡其才。

　　在筆者看來，國人對人才流失的抱怨原因有三。一是對國內當前的腐敗現象不滿。就這點而言，與其說人才流失是經濟發(fā)展的病根，不如說是某些改革失敗的癥狀。拙作只估計人才流失的規(guī)模，并不涉及貪官奸商轉移財富的問題——— 除非大家認為他們也是人才。二是國際遷移還沒有成為普世性的人權，只有各國精英才能成為來去自由的“世界公民”，這讓中下層百姓產生了某種剝奪感。三是人才外流的好處并沒有平均分配，反而可能擴大了收入差距。筆者在前文指出，人才流動本身有利于優(yōu)化資源配置，如果不存在更高的經濟回報，人們根本就不會選擇移民。可這些經濟回報主要落在了移民家庭和流入國頭上；沒有海外親戚的流出國居民受益較少，甚至還通過納稅補貼了移民在國內的教育費用。因此，我提倡兼顧流出國、移民和流入國三方利益，實現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作者田方萌，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