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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瓊

　　《半月談》雜志刊登過一篇文章，說是記者圍繞一些“民告官”案件，與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法官們一起分析哪些行政機關容易成被告、行政機關敗訴的原因等，從中發現了長期存在的六大“機關病”。

　　這六大“機關病”分別為：一、超越職權，越俎代庖；二、疏于審查，許可偏差；三、輕視程序，導致被訴；四、濫用職權，后果嚴重；五、有責不盡，怠于履職；六、消極應訴，喪失權利。在此基礎上，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行政審判庭庭長趙晉虎還進一步總結了這些“機關病”的成因，即：在主觀方面，一些官員認為，行政權是行政機關獨立使用的特權，不應受到其他機關的監督，也不能適應司法監督。在制度方面，有些行政機關內部規章制度不健全，分工不具體，責任不明確，問責機制不到位，致使敗訴案件屢屢發生。

　　找問題，分析原因，加以改進，當然是好事。但把問題總結到什么地方，卻是關鍵問題。“機關病”這個詞我們并不陌生，社會各界更是對此痼疾深惡痛絕。什么是“機關病”呢？確切的定義可能不好下，但現象我們倒是可以說出大堆，比如“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比如文山會海、官僚主義，比如相互推諉、人浮于事，還比如上班炒股、上班“偷菜”等“新現象”。說到底，大致要歸結為行政系統在運轉中體現出的壞作風、壞習氣和不規范的行為。針對這樣的問題，各地開出的“藥方”也有不少，比如早些年深圳等城市開展的“治庸計劃”，還有近來一些地方采用的暗訪密拍DV錄像，并在干部大會上公布等等。“藥方”雖不相同，但歸結起來，也都在行政系統內部的治理之中，不在行政訴訟之列。

　　回過頭來，我們再來看“民告官”告的是什么呢？《行政訴訟法》說得很清楚，針對的是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行為。《半月談》的記者和太原中院的法官們總結“民告官”案件中行政機關敗訴的原因，將超越職權、疏于審查、輕視程序、濫用職權、有責不盡的行政訴訟對象都歸結成“機關病”，明顯是裝錯了筐。

　　行政侵權當作“機關病”，根本的問題就在于，超越職權等問題就直接成了行政作風問題，違法問題成了內部管理和內部機制問題，那對其的約束和治理方式也必然從權力制衡轉變為了作風整頓，比如主觀上要轉變觀念，要適應司法監督，外部機制上要理順機制，明確責任，加強問責力度等等。一旦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的侵權行為與各種“機關病”并列起來，那社會可能面對的權力侵犯就可想而知了。

　　(摘自《長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