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告訴記者，從醫學角度上看，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不外乎三種，即“紅黃白”。“‘紅’是指血液傳播，‘黃’是指不潔性行為，‘白’是指母嬰傳染。”他說，如今感染艾滋病的人群，尤其是城市人群中，由不潔性行為引發的人越來越多，“所以我希望性知識的普及更加廣泛，避免這種方式傳播艾滋病毒。”

　　非常讓人欣喜的是，對于艾滋病人的態度，超過六成受訪學生都很寬容，認為身邊如果出現這樣的同學“可以接受”，約兩成的受訪學生覺得“需要視具體情況而定”，還有兩成學生覺得“不能接受。”

　　“可怕的是艾滋病病毒，不是艾滋病人。”天津外國語學院大二學生李陽(化名)說，艾滋病人需要大家的關愛，讓他們生活在充滿愛的氛圍中，一是利于病情治療，二是有利于社會穩定。

　　李陽說，她是一名青年志愿者，認為大學生應該更多地扛起防治艾滋的宣傳重任，不久前她還和很多伙伴一起參加了艾滋病日研討活動計劃，并制定出下一步的調研和宣傳計劃：針對大學生日租房問題進行調研，向日租房主贈送安全套，并對大學生進行安全性行為教育工作……

　　別談“性”色變

　　本次調查中，有一道調查題目獲得了所有受訪者完全一致的答案，那就是“你認為自己在成長過程中獲得的性知識夠嗎？”412名受訪者清一色地選擇了“非常不夠”。

　　其中超過七成的受訪者認為，性知識的普及工作不僅僅應該由學校和社會來完成，父母應該成為子女的第一任性啟蒙教師。

　　“這一點，我們中國的家長做得的確非常不夠。”天津大學大一學生楚楚(化名)記得，她在四五歲的時候就問過媽媽“我從哪里來？”的問題，獲得的卻是“撿來的”答案，此后的生活中，父母對于性的話題也是諱莫如深。

　　“這不是一個難回答的問題啊。”楚楚說，在高中的時候，她通過網絡和圖書館看到了一些性教育的科普讀物，發現這并不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其實很容易就說清楚，我們的父母就是非要藏著掖著，搞得我們越來越好奇。”和楚楚持同樣觀點的還有超過五成的學生，他們渴望和父母師長平等開放地交流性話題。

　　“我從哪里來？”幾乎所有的孩子到了三四歲，有了“自我意識”，都會向父母拋出這個“燙手的山芋”。

　　概括起來，中國父母用四招對付孩子，一是騙：“石頭蹦出來的”、“撿回來的”。孩子還是納悶，撿回來的，又是誰生的？二是斥責：“小孩子問這么多干嘛？”孩子惶恐，難道問問哪里來也不行嗎？三是拖：“等你長大就知道了。”

　　至于說進一步向孩子解釋性器官及功能，更是中國父母“不可能完成之任務”，甚至在電視上出現親熱的鏡頭時，大部分家長都會倉促間換臺。

　　調查中，一位正在南開大學讀書的大三學生在問卷上寫下了他心目中這道題最為完美的答案，這個答案是由美國公共健康政策專家安吉拉對女兒做出的：“女孩長大以后，會嫁給愛她的男人，這個男人給她一顆愛的種子，進入她的身體里，會和她自身的另一顆愛的種子結合。結合的種子，在營養的滋養下，逐漸長成一個嬰兒，就是媽媽肚子里的孩子。”

　　超過半數的受訪學生更加向往西方家庭中父母和子女的交流方式，他們希望父母能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適時地準備一些性知識科普讀物，并和自己分享，然后交流讀后感，“兒子和爸爸聊，女兒和媽媽談。”

　　專家 高校防艾 責無旁貸

　　天津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項目主管韓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目前中國社會面臨的局面是，艾滋病已經進入了快速增長期。

　　近年來，我國青少年的性觀念較前發生了很大變化，大學生處于性活躍年齡，而他們處在學習階段，加之大多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尚不具備良好、穩固的性交往條件，所以有許多人在這一階段會選擇多性伴生活方式，進而使得他們更易受到艾滋病侵襲。因此高校應該做好防艾抗艾的知識普及，定期組織活動，讓防范觀念深入學子之心。(任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