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婦柯珍英11年前，患上了類風濕，手腳肌肉萎縮，癱瘓在床，丈夫不棄不離，與女兒一道照顧她。本月初，43歲的柯珍英喝下劇毒農藥而亡。

　　警方調查發現，劇毒農藥是其丈夫程鵬才從街上買回的，并且遞到柯珍英嘴邊。

　　親友和村民說，程鵬才算是位模范丈夫，在柯珍英多次要求下，才買藥讓其服下的。

　　6月3日，發生在大冶市保安鎮塘灣村的這起“安樂死”案，引起了人們對倫理道德與法理的思索。

　　回放：癱瘓農婦喝農藥身亡

　　6月3日早上10時左右，大冶市保安鎮派出所接到一柯姓男子報案稱：其妹妹被妹夫灌農藥死亡。

　　派出所教導員陳為平帶上民警迅速趕到程鵬才家，發現房間里仍散發著濃濃的農藥味。

　　程鵬才十分平靜地指著一個牛奶盒說，妻子柯珍英就是喝下我裝在里面的甲胺磷農藥中毒身亡。

　　當天，程鵬才因涉嫌間接故意殺人罪被刑拘。辦案民警稱，通過走訪調查，已排除程鵬才因為嫌棄妻子而謀殺的可能。

　　自述：我把農藥遞到妻子嘴邊

　　在派出所里，45歲的程鵬才講述了案件的經過及由來：

　　1984年，年僅19歲的柯珍英嫁給了我，婚后生育兩男一女。日子雖苦，但很甜蜜。

　　1997年，柯珍英突然感到手腳無力，遇上陰天和冷天，關節很疼。我帶著妻子到武漢、九江、洪湖等地求醫。哪知一晃幾年過去，病情不僅沒好轉，反而加重。

　　2000年，柯珍英手腳肌肉出現萎縮，從此癱瘓在床。

　　我白天出門當搬運工掙錢給妻子看病，晚上回來還要照顧她擦洗、翻身。見我這樣辛苦，當時讀小學五年級的女兒程瓊便輟學回家照料媽媽。

　　去年下半年，柯珍英在我和村民面前多次說：“我這病把家里拖得很苦，死了算了。”

　　但我每次都用緩兵之計：“等兒女都成家了再走也不遲。”

　　今年4月30日，排行老二的程瓊出嫁了。一個月后，柯珍英又舊話重提，讓我到鎮上買劇毒農藥甲胺磷，我拗不過，花8元買了一瓶回家，并把這事告訴了大舅子柯友生。

　　6月1日，柯友生與幾位兄弟姐妹一道來到我家，勸妹妹放棄輕生的念頭。

　　柯珍英對自家兄妹說，我選擇現在離開，是因為女兒出嫁了，我不想增添丈夫的壓力；再說，兩個兒子還沒有成家，有我這樣的病人，哪家閨女愿意嫁過來呢？

　　6月2日晚，柯珍英流著淚對我說：“明早你就把藥給我喝了。我走后，你一定要照顧好孩子們。”

　　3日早上6時40分左右，我把農藥灌進了空牛奶盒里，用透明膠將口封好，插上吸管，遞到了妻子嘴邊，然后出門。

　　9時左右，柯珍英被女兒程瓊發現后經搶救，暫時蘇醒了，她對程瓊說：“不要怪你爸爸，是我自己要喝農藥。”

　　10時左右，柯珍英經搶救無效身亡。

　　村民：大家眼里他是個模范丈夫

　　因家庭的變故，程鵬才的大兒子程建和小兒子從廣東趕了回來。“事情都這樣了，我只希望父親能早點回來。”程建說：“父母的感情很好，為了能夠治好媽媽的病，父親干很重的體力活，但仍欠2萬元的債。”

　　柯友生說，我不怪程鵬才，這些年來，他們夫妻的感情不錯，希望他早點回家，把兩個外甥撫養成人。

　　76歲的石婆婆說，她在村頭開小賣部，程鵬才應該算得上是位模范丈夫，他遞藥給妻子事出有因。

　　她說，他們兩口子從沒吵過架，柯珍英癱瘓后，多次說自己的病拖苦了丈夫和孩子，流露出自殺的念頭。

　　程鵬才還經常開導她，并把打工掙的錢交給她掌管。遇到天氣好，他把柯珍英抱上輪椅，推到小賣部前，讓妻子看街上的風景，不讓她一人呆在家里感到寂寞。

　　各方觀點

　　當一個人面臨不治之癥的折磨，希望通過他人的幫助而結束生命時，我們該如何面對呢？透過本案，發人深思。

　　教授：可貴生命應該珍惜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運清說，人的生命是最為寶貴的。就本案而言，無論妻子病到什么程度，無論妻子以何種理由要求結束生命，作為丈夫，都應該去維護生命，讓她在有生之年，達到較好的生活狀態。

　　周運清說，如果大家都珍惜生命、關愛生命以及增強法律意識，那么可以減少甚至避免類似悲劇的重演。

　　律師：生命健康權不可非法剝奪

　　湖北華全律師事務所陳甲武律師說，公民的生命健康權受法律保護，非經法定程序，不得非法剝奪公民的生命健康權。

　　程鵬才知道自己的行為會導致妻子死亡，應全力阻止，而不能“放任”。

　　湖北楚韻律師事務所彭德江認為，目前，國外有幾個國家承認“安樂死”合法化，而我國法律目前并未承認，對現實中“安樂死”的案件，仍按照故意殺人罪定性。

　　他說，雖然這是一起間接故意殺人案，但行為人是應受被害人的請求而為，因此在量刑上應從輕處罰。

　　農村普法任重道遠

　　“法律意識淡薄，是造成這起人倫悲劇的主要原因。”辦案民警嘆息地說。

　　在本案中，程鵬才曾向民警說，他不想妻子死，藥也不是他喂的，只是幫她完成了心愿，自己不應該構成犯罪。但實際上，程明知妻子有自殺念頭而幫助自殺，主觀上采取的是一種聽之任之的態度，屬于間接故意殺人。

　　一些法學界人士還認為，這起案件在農村具有極強的警示作用。他們認為，這起悲劇說明在基層農村，一些農民的法律知識、法律意識十分欠缺，普法工作仍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