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有關兒童生理、行為的科研活動由于難以尋得合適的試驗兒童，研究人員紛紛選擇自己的親生兒女作為調查對象。

　　支持者認為，這節省了研究經費、避免了糾紛。而反對者則懷疑這樣做可能影響結果的客觀性，傷害孩子與父母之間的感情，甚至危及兒童健康。

　　孩子成試驗品

　　麻省理工學院神經科學教授帕萬·辛哈剛剛喜得貴子。辛哈說，他對于兒子的出生感到非常高興，因為他“可以研究他，并用他做試驗了”。《紐約時報》報道，現在，辛哈給兒子頭上戴了一個攝像頭，隨時記錄孩子眼里所見的東西。

　　同辛哈一樣，許多科研人員越來越傾向于選擇自己的孩子作為試驗對象。同在麻省理工學院工作的德布·羅伊在家中各處布下11個攝像頭、14個麥克風，記錄下他兒子3歲前清醒時間70%的活動，積攢了25萬小時的音像資料，以研究人類語言學習的過程。

　　加利福尼亞大學醫學院神經病學教授阿瑟·托加為研究大腦發育變化，定期對他3個孩子的腦部進行核磁共振掃描。

　　賓夕法尼亞大學兒童媒體實驗室負責人德博拉·林巴克讓自己的4名子女參加了媒體對兒童影響的研究試驗。

　　范德比爾特醫學院的斯蒂芬·卡馬拉塔的全部7名子女則都參與到他的學習與語言障礙研究中。

　　這些試驗項目中許多被認為是無害的，但也有一些可能會存在不可預見的風險。而科研人員紛紛拿親生骨肉“開刀”并非沒有道理。林巴克說：“你需要試驗對象，但這很難找到。”

　　威脅身體健康？

　　歷史上曾有一些著名的試驗就是由身為科學家的父母在自己的子女身上做成的，但當時的做法換做現在可能會因有悖倫理而不能實施。

　　比如約納斯·索爾克就是在給他的孩子注射脊髓灰質炎疫苗后才成功研制出這種造福人類的疫苗。

　　托加說，許多非專業人士都不理解他為什么要給孩子做腦部核磁共振，他們會說：“為什么父母會把孩子置于核磁共振的風險下？你應當為此感到羞愧。”

　　但托加說，核磁共振并非某些人想像的那般危險。“我只是照張相。沒人比我更愛我的孩子。我怎么會做傷害他們的事情？”

　　讓自己3個孩子參加認知科學試驗的科學家熱代翁·迪克說：“如果他們是你孩子，你想問他們問題就可以問他們問題。但如果要讓孩子參加藥物試驗，那就是另一回事。”

　　擔心家庭關系

　　也有人認為，用子女做試驗可能影響父母與下一代的關系，更可能損害試驗結果的客觀性。

　　費城兒童醫院研究公正性中心負責人羅伯特·尼爾森說：“父母的角色是保護孩子。當父母搖身一變成為調查者，那便可能產生潛在的利益沖突，并最終以無法預見的方式破壞家長與孩子間的關系。”

　　林巴克對此頗有同感，在向孩子提問的過程中，“我不希望讓他們感覺不舒服，好像我是在窺探他們的隱私。當你既是研究者又是父母的時候，你的孩子就處于一個不公平的位置”。

　　此外，身為父母的研究者在試驗過程中總是本能地希望孩子表現良好，可能有意或無意地引導試驗結果。而一些孩子因為長期參與試驗而對試驗的“套路”過于熟稔，使結果不能充分反映事實。(彭夢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