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與市場要撇清

　　《瞭望》：在“四大體系”這個新框架下，作為醫改難中之難的公立醫院改革，應該如何定位？

　　王虎峰：醫療機構我們都管它們叫醫療服務提供者，關鍵是如何將它們分類，之后才好管理。目前公立醫院的分類方法我認為是不科學的。我們現在是兩分法，一類是營利性醫療機構，一類叫非營利性醫療機構。我認為應該分為三類，一類叫營利醫療機構，一類叫非營利醫療機構，一類叫國有醫療機構。國有醫療機構不是天然的非營利醫療機構，非營利醫療機構不但包括國有的，還包括非國有的。只有按照非營利醫療機構的模式去運作，確實經過一定程序改制的才能算作真正的非營利醫療機構，才有資格享受國家相應的稅費優惠政策。而現在我們的情況是，隨便貼一標簽，所有的國有醫療機構都變成了非營利醫療機構，未經任何改革，沒有任何條件約束。這樣對我們的深入改革是非常不利的。相當于明明沒改革，還是給貼上標簽說改革已到位了，這樣下去以后怎么改？

　　對公立醫院不是一味地讓政府包辦，政府做事不得法，做一堆不該做的事，該做的又都沒有做到位，最終只是有心無力，讓老百姓失望。公立醫院的改革必須尊重它自身的發展規律，非營利組織模式就是這個規律。

　　《瞭望》：我們的藥價貴，重要原因是流通環節出了問題，藥品代理跟藥廠和醫院已經形成了很復雜的利益鏈，這個關系不切斷藥價永遠低不了，關鍵是如何切呢？

　　王虎峰：藥物領域這一塊，說到底還是要靠市場調節，政府管是管不住管不全的。藥物領域本身屬性是競爭的，就應該利用競爭機制去解決。其他三個領域都涉及到了藥品的生產、流通和使用，所以要聯動，才可能奏效，單獨的藥物領域改革是沒有辦法改變局面的。必須上下游聯合起來調整才會有效。比如說，我們用一些行政手段使醫院部分使用我們重點調控的藥品，那么同時我們還要考慮醫院自身的經費的來源和運轉，還有藥品的生產上流通上，一攬子都要解決，否則一個地方卡住，整個政策都會失效。至于生產和流通那一塊，我認為所有部委的政策資源應該整合起來，樹立一個標桿，告訴企業我鼓勵你做什么，不鼓勵你做什么，不允許你做什么，企業為了生存為了發展會自動地吸收政策所給的信號去做，但是前提是信號一定要清晰。最可怕的是一個部門一個信號，搞得企業沒有政策預期，結果就變成了急功近利，甚至走歪門邪道。

　　“保小病”比“保大病”更有意義

　　《瞭望》：醫療保障體系目前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王虎峰：按統計數據來看我們很快就能實現一個新的突破，再過兩三年我們百分之九十幾的人群就能被醫保所覆蓋。但是問題在于政府如何把這筆錢轉化為服務，醫保這筆錢如何花才花得出效果。醫保定位在什么地方，投入到什么地方去才是最有效果的，這仍然是我們研究的課題。

　　就像“保大病”“保小病”問題。“保大病”很原始，因為它很好辦。首先是得大病的人畢竟比較少，其次是保大病的方式往往是患者支出后我們分擔一下費用，這個費用是確定的，這辦起來很簡單。難的是怎樣通過醫保來調動醫療服務促進公共衛生事業、提高生活水平。“保大病”“保小病”不是簡單的報銷醫藥費，應該采取更周密的政策干預，比如說，如果在老百姓得小病的時候不管不問，不干預就會得大病，得大病就得給錢，造成浪費，老百姓自己也不舒服，那還不如在小病的時候就進行干預，干預并不是說把所有的花費都包了，而是通過一定的政策，鼓勵在小病期間就積極看病、防病，政府用政策去督促，而不是得病了就給錢，那樣對提高國民健康和身體素質沒有任何意義，對我們衛生事業的最終目標沒有任何意義。“保小病”比“保大病”要復雜得多，困難得多，但是也更有意義。

　　《瞭望》：有專家認為醫保要發揮全效，有個必要的條件就是正規就業的人要占很大比重。而我國的國情是流動人群和邊緣人群比例比較大，醫保可能得不到期待的效果。針對這種說法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王虎峰：醫保本身是個風險分擔機制，它不能直接解決服務的問題。也就是說即使全民醫保，也不見得能得到廉價、優質、便利的醫療服務。醫保的特點是光有資金支持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有質量高的服務作支撐，老百姓才會滿意，這才是實效。如果光有保險光有錢，沒服務，或者說服務越來越貴，性價比越來越低，那就是失效的。有人說中國只要全民醫保就什么都解決了，這種觀點是片面的，他沒有看到醫療問題的復雜性和特殊性。有錢跟能享受到廉價、便捷、優質的服務是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