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個人信息終于有了法律“防彈衣”。首次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專門增加規定，明確提出要追究泄露、竊取、收買公民個人信息行為的刑事責任。

　　談起個人信息泄露，我們總是憤慨地指責那些騷擾者，但是對于始作俑者總有一種無力感。

　　正如今年“3·１5”，央視捅破了手機用戶信息的“分眾門”，大家可以對具體企業口誅筆伐，但是對幕后的關聯單位卻是無能為力。盡管仍在修訂過程中，希望刑法修正案的新章節在正式實施后能改變這種無奈。有關條款規定：“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竊取、收買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上述信息，情節嚴重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這意味著，法律的“緊箍咒”瞄準的是靠個人信息非法獲利的整個鏈條，那些總是歸結于管理疏忽的“衙門”或者“準衙門”再也沒了免責的“借口”。

　　這應該只是一個開始。飽受困擾的民眾期待能夠完成一次破題，不僅僅由此彰顯法律的威嚴，更重要的是能夠完善個人信息保護的法律體系。談起個人信息泄露，法律界人士一直建議在立法上解決權益補償問題。對于這一點，刑法修正案并沒有作出完整的回答。媒體評論一直呼吁“像保護私人財產一樣保護個人信息”，我們需要立法層面確鑿無誤地認定：個人信息就是私人財產。

　　解決個人信息的困境，刑法修正案列明刑事責任已經開了一個好頭，但專門的《個人信息保護法》仍被寄予無限厚望。然而，自從2005年傳出起草消息后，這部法規再也聽不到實質性的進展。保護個人信息，其實涉及的現有法規規章并不在少數，然而這些條文承認個人信息的不受侵犯是每個人的權利，但都缺少后續的補充條文，承受侵犯的公眾對于非財產損失得不到實質性的賠償。因此，對于起草中的《個人信息保護法》，明確個人信息的隱私權，明確個人信息的財產權，這些都是關注的重點。

　　將個人信息明確為私人財產，那些無所顧忌的騷擾必須開始考慮“違法成本”，這等于在個人信息利益鏈的終端設下了“警示牌”。要賠什么？不就是打了幾個電話嗎？這些是損失嗎？即使不小心現出原形，現行偏重“刑事處罰”和“行政管理”的辦法并沒有太多的經濟威懾力。在法律人士的意見里，個人信息保護應當強化“民事歸責”，幾個電話的騷擾同樣意味著個人財產的損失，每一個受害者都有權要求實質性的補償。

　　將個人信息明確視為私人財產，那些對此毫不重視的企業必須開始考慮“行業自律”。無論是電信還是中介，個人信息搜集是必要的經營行為，但是不難看出相關的條款僅僅強調保密義務，并沒有規定違背的后果。從已知的泄露事件來看，疏于防范者有之，刻意牟利者有之，但歸根到底只有一條，那就是泄露并沒有相應的硬制約。因此，國外銀行因為信用卡用戶資料外泄而一再公開道歉，國內的諸多大小企業根本都不把泄露和濫用個人信息當一回事。眼下，刑法修正案增添了一道刑事責任“緊箍咒”；隨著個人信息立法逐步定義為私人財產，企業還將面臨一道威力尚未顯現的民事責任“緊箍咒”。

　　將個人信息明確視為私人財產，對于政府部門的個人信息管理也是一次促進。作為公民個人資料信息最大的控制人，諸多政府職能部門都表明公眾有提供個人信息的義務，但是很多時候卻忽視了保密義務，比如采集的公民個人信息未經本人許可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刑法修正案雖然堵住了“監守自盜”的漏洞，仍然需要進一步細化，而確定了個人信息的財產性質，受害人無處尋求補償的窘境肯定會有所改變，這能夠倒逼出行業自律，同樣也能倒逼出行政自律。(錢飛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