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高進為了幫助姐姐完成學業，17歲的他跑去當服務生、門童、保安。10年后，高進譜曲的歌曲《我的兄弟》在“鳥巢”商演第一單中，第一次傳入人們的耳中。10年的時間，高進從進城務工的“草根”作者轉變成為一線的詞曲作家，在他眼中，10年的時間，國內的音樂產業不光帶給他榮耀，也帶給了他許多困擾。

　　2000萬彩鈴版權費詞曲作者一分未得

　　高進17歲那年，原本富裕的家庭環境隨著父親糧食公司的破產而陷入谷底，為了繼續支持姐姐的學業，他選擇了外出打工。17歲的高進由于沒有社會經驗，只有從酒吧的服務生做起，一個月400元的收入。直到2001年，一次偶然的機會，高進當上了酒吧歌手，一晚30元的收入讓他興奮不已。就此，高進開始了自己的音樂生涯。

　　10年音樂市場中的闖蕩，讓高進一直認為現在音樂產業發展已經跟成熟的產業相差過遠，“在國外，能從音樂產業中賺取的錢絕大部分來自于唱片，其次是增值業務和商演。可是現在國內的音樂產業卻恰恰相反”。

　　2006年，憑借著《聽著情歌流眼淚》讓高進走向了市場的前沿，但是對于此他卻不能高興起來，高進無奈地告訴記者，從2006年到2007年一年的時間，《聽著情歌流眼淚》的增值業務大約賺到了2000萬元，按照比例分成，高進應該能拿到大約500萬元收入。但是這筆錢他卻連一分都沒有看到。“作者拿不到這筆錢的原因有兩點。”高進說道，“其一，我們國家對于音樂版權的保護措施依舊沒有什么有利的保障；其二，由于現在國家沒有明確規定音樂增值業務開辦公司的要求，開玩笑地說，《聽著情歌流眼淚》2000萬收入背后，有200萬家小公司在做《聽著情歌流眼淚》彩鈴業務。小公司的存在，讓歌曲增值業務賺取的資金變得過于分散，詞曲作者沒有渠道要到任何錢，這也是導致詞曲作者收不到任何錢的主要原因。因此，規定音樂產業增值業務公司具體規模是有效解決這一侵權問題的方法”。

　　音樂產業成“投機”市場

　　高進笑著說道，如果音樂產業的混亂和彩鈴等增值業務的下滑跟“投機”有關，或許有很多人會難以相信，但是在他看來，這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可以說，現在沒有一個人把音樂產業當做是市場。不管在百姓還是媒體的眼中，音樂產業就是娛樂產業，這個定義對音樂產業的傷害是很大的。目前音樂市場萎靡的根本原因就是沒有人把音樂當做是商品消費，而是當做娛樂行業！”高進感慨地說。

　　在聊天的過程中，高進詳細介紹了“投機”行為對市場的危害。“恰好在前天，我一個很有才華的朋友發了20首歌曲小樣給我，希望我能幫他推銷。恰好有一些公司希望我能幫他們寫一些歌，由于時間有限，我順理成章地把朋友優秀的歌曲發給了他們，但是公司最后全部拒絕使用。后來在跟他們的溝通中我了解到，他們要的僅僅是有我署名的歌曲。朋友的歌曲一曲5000元，而我現在一首歌曲的開價是在5萬元。由于時間問題，我創作出來的歌曲品質可能跟他比還有差距，但是公司就是為了讓藝人成名，去花大價錢購買我的歌曲，這是其一；其二，彩鈴業務的持續下滑也跟‘投機’行為有關。2006年，網絡歌曲盛行，無數的投資商蜂擁而至網絡音樂市場中，希望能借助一首優秀的網絡歌曲賺取高昂彩鈴版權費。但是，3年過后隨著網絡歌曲得不到大眾的欣賞，這些為‘投機’而進入市場的人也紛紛選擇退出市場，沒人再去做彩鈴了，那么彩鈴業務的下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經理人匱乏 音樂產業難成氣候

　　高進認為，“音樂”其實是一個朝陽行業，按照正版唱片銷售額來看，一張唱片有著200%的利潤，所以有很大發展空間。排除版權問題，經理人的匱乏讓很多唱片公司發展沒有一個良好的盈利模式。

　　“目前，唱片公司看待一位歌手僅僅是從‘火不火’去看。推出一位歌手，如果能賺錢就代表他有投資的價值，反之則沒有。這是一個很不健康的模式，在港臺音樂產業中，會有專門的經理人通過對歌手的了解而制訂出適合他的發展規劃。對于一位歌手他們會用3年以上的時間去看市場的反應。這樣的機制使得有才華的歌手即使第一年被埋沒在市場之中，第二年或是第三年也有展現的機會。”高進無奈地說，“而現在國內市場，沒有經理人去制訂歌手的發展規劃，絕大多數都是推出歌手的第一年給予很高的投資，如果沒火，那么第二年的投入就會減少50%……這樣的模式很難使得這個產業有良好的發展”。(徐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