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慌了陣腳。當學校留學生中心的職員向她了解情況時，她堅決否認做過陪酒小姐，一度獲得了學校的同情，學校還讓她暫時搬到留學生會館里而住；當她的指導教授向她了解情況時，她又變得欲言又止，吞吞吐吐，教授耐心地說：“你要說出實話，我們好幫助你。”她說了，說自己晚上是在一家酒店打工，說這家酒店是一家沒有登記的不屬于風俗行業內的酒店，說自己每個小時只拿1200日元的工資，說自己只站在柜臺里面給客人倒酒，還兼著洗杯子的工作……教授的回答是：“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事情就麻煩了。”

　　這個日本男人依然不饒不休，幾乎是每天的早上和晚上都要到她原來的住所來“圍追堵截”，幾乎是每天都要到大學來找留學生中心的職員和她的指導教授。

　　她軟弱下來，多次與這個日本男人商談，央求這個日本男人：“你饒了我吧，我把花你的錢都還給你。”日本男人的回答是：“我們之間現在不是錢的問題。我看著你討厭，我要讓你回國；你回國后，我還要到中國去，告訴你父母，你在日本做了丟人的事情。”

　　這個日本男人的做法生效了。教授對她說：“我們受不了他天天來鬧，你還是回國吧，你現在已經不具備讀書的條件和環境了。”留學生中心的職員也對她說：“你給學校添了不少麻煩，還是盡早從會館中搬出去為好。”

　　她茫然無措，希望記者幫她出個主意。其實，這種棘手的事情，記者也是無能為力的。因為社會上確實有些人和事，是法律、行政、輿論都管不了的。這種人，在我們中國大多屬于“滾刀肉”一類。

　　當然，看著她淚眼漣漣的樣子，記者還是給她提了一些建議。比如說，到警察署去找警察談一談，看看能否得到警方的幫助；把那8萬元寄給這個日本男人的妻子，并寫信向他的妻子說明此事，尋求來自他家庭內部的“幫助”；把那個微波爐寄還給他的公司，借此也給他“披露”一下；要么自己悄悄地搬家，明年換一個學校再上研究生，今后打“地道戰”。

　　此后連續幾天，她天天來電話。她說：自己又去央求過那個日本男人，但那個日本男人強硬地回答：“不把你趕回中國誓不罷休。”她說：自己去找過東京都警視廳外國人相談所，警察把那個男人叫來談了一次話，最后也表示無能為力。我問她：錢還了嗎？微波爐還了嗎？準備搬家嗎？

　　她回答：錢和微波爐都沒有還。搬家需要錢，我想用這筆錢先回國躲避一段時間。她還說：學校已經對她勸退了。

　　記者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無力感，更想直言秉書：情感上的玩火者，大多要引火燒身的。如今，她辭退了往日的工作，每天夜不能寐，以淚洗面，把眼淚荒棄于沒有情感的空間。假如，眼淚的浮力可以抒解生活的壓力的話，假如，這種眼淚能夠使靈魂又一次在命運的十字架上接受拷問的話，記者想說，生活中不能沒有眼淚。

　　歷史上這種錯誤時常發生，唯愿這種錯誤在中國留學生身上不是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