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軍：這確實是暨大精神的一個重要的方面。海外和港澳臺學生確實有一些新的觀念，一些新的思想，暨大的學生的確是非常活躍的，熱心各種社會活動，跟國內的學生不一樣。像來自港澳臺的學生，受儒家文化尊師重教影響特別大，他們對老師的尊重是不一樣的。臺灣學生你看得出是發自內心地尊敬，只要你給他上過課，你就是他的老師。老師來上課，一進教室全體起立，一下課馬上有人去擦黑板，能給老師擦黑板是一個光榮。內地也尊重老師，但他們不會把給老師擦黑板當成光榮，“文化大革命”把傳統的東西“破”得太多。

　　記者：“僑”這個概念，是怎么影響暨大的？

　　胡軍：當初創辦暨大，是為了解決僑生就學機會問題，所謂“宏教澤而系僑情”，他們在海外受欺辱受欺壓，沒有就學機會，祖國給它辦這個學校，就是給他們機會。時代變了，他們要的不是機會，而是高質量的教育，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轉變。

　　僑生也不再是暨大的專利，別的學校也在招僑生。教師中“海歸”也不是很多了，原來廣東老師比較多，后來年輕一代的廣東老師都去政府、企業，更多的來自內地，尤其是北方。在這種大背景下，我覺得暨大更應該多考慮教學質量和共同的教育規律。

　　記者：現在暨大的特色是什么？怎樣能讓人報考暨大，而不是其他學校？

　　胡軍：暨大“僑”的特色肯定還是有，目前我們有1.2萬多來自港澳臺和海外的學生。

　　長期以來，暨大的品牌效應在海外影響很大，僑生都知道暨大。我們獨特的辦學方法，是比較適應海外同學需求的；還有地理環境，包括氣候、飲食、語言，都跟僑生的習慣比較貼近。僑生很現實，去北大天寒地凍，未必愿意。當時決定在廣州復辦，靠著港澳，也是有它的道理。

　　另外他讀其他學校，比如他讀北大，讀中大，他成了“少數民族”，只是少數人，來到暨南大學，他感到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專門為他設置，他的原有生活在這里是一種常態。

　　1936年暨大開設了海外僑民師資班，專門發展海外的師資，學校去年開辦的海外華人教育系，可以說是國內第一個向海外培養這方面人才的本科專業。我們還是國家漢辦的基地，這個是暨大獨特的。海外，特別是東南亞這塊，有很多華人企業和華文學校，他們的人才與師資很缺乏，在暨大學成以后，一是容易就業，二是能夠學很多東西。

　　我們的中文教材也是很獨特的，北美地區華人中小學華人教育教材都是暨大編的，這些教材發行了200萬冊。

　　記者：暨大還有一個特色，重視人文、重視商科，對技術方面不會太投入，這也將延續下去嗎？

　　胡軍：不會，這個我要強調，所謂有所為有所不為。現在凡是能夠做起來的，我一樣做，包括理工醫的。我希望暨大是綜合性大學，1949年，僑生都跑光了，你是不是不用辦大學了？所以你要堅持暨大的特色，一定是高質量的大學，一定是綜合性的大學，因為你最后不是一個名牌大學，不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大學，肯定辦不下去。我會突出學科特色，在教育上突出我的特色，質量提高帶來名氣提升，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們生存的根本。

　　記者：今年8月你主持“百年校慶———尋根之旅”，去了南京、上海、建陽，看了當年暨大的舊址，尋到了什么根？

　　胡軍：“尋根之旅”是老校長在位時候的愿望，一直沒有實現，這次去是想把支離破碎的歷史穿起來。我們見到很多老校友，他們是我們的長輩，看到我們去非常高興，有些甚至激動地哭了。有一個廈門老校友，親自去挑校慶的賀禮，他腿腳不方便，是搭車去的，一定要在我們走之前送給我。老華僑們的愛國、愛校精神是非常感人的，這么多年了，他們都是自己主動籌錢建紀念碑。聽他們講當年的故事，可以勾勒出一個比較完整、清晰的百年老校圖畫。

　　中國高等教育史上沒有一所高校像暨大這樣經歷三落三起，民族命運和學校命運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我最深的感覺就是，這么一個學校太不容易了。作為暨大一員，你有一種責任感和壓力。回看暨大歷史，名師云集，可以說現在暨大的名師不如當年，這么一個大學今后要發展，要靠有名的大師，優秀的師資隊伍，怎么能更進一步發展，對我來說壓力比較大，任務很重。

　　來源：《南方周末》；記者：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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