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14日電 《香港商報》14日刊出署名文章說，在港英時期，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與60年代，香港居民不能流露絲毫對內地的好感，“愛國”只能埋藏在心里。該文從個人經歷折射出港人從不敢跟內地沾邊到國慶活動再不是忌諱的轉變。

　　文章摘錄如下：

　　在港英統(tǒng)治時期，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與60年代，香港居民不能流露絲毫對內地的好感，“愛國”只能埋藏在心里。

　　先講個小故事。銀行職員張文瀾1958年在惠陽拍攝到一輯照片，回港后剛好碰上香港藝術節(jié)，張檢出幾幅參加攝影比賽得了獎。獲獎作品展出之后，某些報紙猛烈批評主辦當局“為匪張目”。問題出在哪里？原來張文瀾一幅入選作品的背景出現(xiàn)隱隱約約的一則標語：“向共產主義邁進”。港英當局馬上把這幅照片從展場撤下來。

　　港人不敢跟內地沾邊

　　在那個年代，不能講解放后的新鮮事物，甚至連有興趣去了解一下的念頭也不能公開表達。一手創(chuàng)立、編制反映香港股票市場走勢的“恒生指數”的關士光，在他的回憶錄中有這么一段話：“1977年以前，恒生銀行的老板們堅持在商言商，不談政治。他們認為恒生的職員不宜與左派人士及機構來往或到內地旅行，除非有特殊業(yè)務需要。人事處執(zhí)行老板們的政策，如發(fā)現(xiàn)職員違背老板們的旨意，則記錄在案，作為該員日后升遷的考慮。因為這緣故，職員多數不敢去內地旅游。即使要去，也是暗中進行。”

　　恒生銀行所謂“在商言商”只是幌子，他們這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其實是照抄港英政府、英美財團。不獨是大機構如此，連升斗市民與左派人士來往都具有一定的戒心。

　　大概是1962年，中華攝影學會主辦國際沙龍，黎兆芳會長因難以覓人寫稿，悄悄地邀請筆者這位非會員義務幫忙，撰寫一篇評介刊登在該會月報。人情難卻，不過筆者亦悄悄地要求黎兆芳不要公開這篇文章作者的身份。

　　正當筆者挑選了幾幅作品挾著離開中華攝影學會的時候，不料攝影家C君從后面趕上來硬是把他的一幅作品搶了回去，他說道：“我的相不用刊登了！”C君以教授攝影為生，自由職業(yè)者，如斯身份的人卻是害怕他的作品出現(xiàn)在港英當局反感的一些報紙上，這是在當時特殊的政治環(huán)境下的一種無形的枷鎖，是港英殖民主義者刻意營造出來的。

　　國慶活動再不是忌諱

　　1973年內地有意識地開放旅游，特別批準香港攝影界組團訪問桂林。上面所說的那位搶走攝影作品的C君馬上要求讓他參團，香港攝影學會會長亦參加進來。

　　自此以后，一些攝影名家紛紛要求到內地攝影創(chuàng)作，他們的作品或則參加展覽，或則出版畫冊，參加攝影界舉辦的國慶聚餐者亦有所增加。不過有一點比較明顯的是，香港社會對內地還存在著某些看法，真正能夠打破這種局面的是1984年。這一年是祝賀香港回歸的中英談判草簽，國慶聚餐參加者600人，又回到了1960年的盛況。

　　1985年的國慶聚餐再一次打破紀錄，參加者高達700人，因為當時香港攝影界籌組一個龐大的攝影作品展覽即將在北京展出，攝影界的精英幾乎都參加這個大活動。

　　自此以后，參加國慶活動已不再是什么忌諱，連個別“親臺人士”也一樣參加進來。(周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