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14日電 臺灣出現一種新產業，叫做“名嘴”。他們占據黃金時段、掌握獨家爆料，甚至有政商高層邀宴密談。名嘴大下政策、偵查指導棋，他們到底是政治家？還是表演家？新一期臺灣《天下》雜志刊出文章做了介紹。

　　文章摘錄如下：

　　大陸觀光客來臺走走，每晚回旅館最愛的“余興”節目，就是電視上的“談話性節目”。“他們真敢講，”一位陸客興致盎然地說，甚至出現“沒有到臺灣，不知文革還沒了”的順口溜。

　　臺灣從一九九四年出現第一個談話互動節目——《選舉大家談》，到二○○六年的“紅衫軍”圍城，讓人見識到政論名嘴透過電視、廣播，發揮無遠弗屆的動員力量，更發展出一個全新的職業——“名嘴”。

　　“名嘴逐漸變成媒體新勢力，”臺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管中祥說，也有政治人轉戰媒體，由于輪番漂流在不同的政論節目中，政治評論人楊憲宏稱之為“媒體浪人”。

　　這股媒體新勢力，到底是靠著什么力量形成？對臺灣社會又造成什么樣影響？

　　觀眾造就名嘴也摧毀名嘴

　　商業化操作政治立場，是臺灣“名嘴產業”成長的基礎。特別是在選舉前后，立場鮮明的“各色”名嘴，在鏡頭前鼓吹、互詰的演出，通常都對選情有一定的影響。

　　觀眾以手中掌握的選票，讓名嘴留在言論市場，而觀眾手中的電視遙控器，更是名嘴勢力的來源，甚至造成名嘴的職業化。

　　《政論性談話節目的內容與閱聽眾收視動機的探討》研究發現，閱聽眾不是被動地被節目選擇，而是主動挑選自己想要看的節目，即使內容流于偏頗、沖突，仍是他們獲得信息的方便管道，也是臺灣當下重要政治話題的“小窗口”。

　　“不論是報紙或電視新聞，可能一下子就過了，”參與《政論性談話節目的內容與閱聽眾收視動機的探討》研究的臺灣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羅文輝指出，他自己也常看政論節目，“看政論節目，對問題會有較深入的掌握和了解，至少有某一面向上的解釋，不論是對立、沖突或攻擊。”

　　為了這批有特定口味的觀眾，媒體開始有系統地培養名嘴。電視臺為維持收視率，吸引觀眾，政論節目開始出現固定班底。

　　制作單位會根據每個人發言時的收視率進行分析，作為挑選來賓的依據，沒有品牌、口才不好的人，很難出線。

　　TVBS電視臺新聞部節目制作組制作人、負責制作《新聞不一樣》節目的張慈軒坦言，站在制作單位的立場，不會去找不了解鏡頭語言的人上節目，因為風險太大，“缺乏電視經驗的人，很難適應節奏。”

　　有了個人品牌、加上收視率護體，經常上節目的名嘴就掌握媒體“發言權”。但大多數人更好奇的是，名嘴在電視上所談內幕，到底是如何獲得消息的？又是如何發揮影響力？

　　名嘴爆料變成發聲工具

　　名嘴的消息來源，有些來自當事人或相關人，希望借重他們的媒體發言權。新聞人出身的楊憲宏不諱言，很多企業大老板除了看政論節目，還會邀名嘴去了解事情，或說些背景讓名嘴知道。

　　以民進黨“政府”主導下的“二次金改”為例，風波不斷，名嘴爆料、檢調單位調查，很多內情全都是金控企業內部的高階人員泄漏出來。即使是馬英九“政府”即將著手的“三次金改”，認為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金控公司高層，已經透露出外界尚無從得知的新內幕給名嘴。

　　名嘴作為訊息平臺，就可能在政治上產生引導政策效應。四面八方都有人告知訊息，連官員也開始利用此一管道。去年馬“政府”處理油價議題，“行政院”內部對油價漲不漲分成兩派意見。“行政院秘書長”薛香川廣邀名嘴商談，最后結論不漲。當時許多名嘴強烈提醒，只要漲價，不分藍綠一定炮轟。

　　有評論者質疑，為何“政府”不和媒體溝通，轉而找名嘴？為何當事人選擇名嘴為管道爆料？因為他們知道，只要影響名嘴，效果立即可見，“用文字不如有人說，真實性更驚人”，楊憲宏說。

　　名嘴成為名符其實“說故事的人”。了解內情者釋放訊息、“政府部會”“溝通”之外，更多的消息是金錢交換而來。

　　以爆料揭弊一舉成名的“立委”邱毅，被視為“說故事”第一把交椅，坦承他在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揭發陳哲男前往韓國濟州島賭場賭博、掀起高捷弊案另一波高潮的照片，是以三千美元購買來的。

　　邱毅爆料花費最高的，是二○○六年十月爆料指控陳水扁有海外賬戶。為搜集資料，他花了將近三十萬美元。

　　“那一仗完全是擦槍走火，”邱毅回憶。當時消息來源透過中介者議價，原本預估一萬美元可買到消息，因不慎“走光”，匆忙間不得不采“打帶跑戰略”，對方借機提高價碼，最后以比原價高三十倍的代價取得三分之一的資料。

　　外界質疑，扁案起訴書和之前名嘴爆料內容幾乎完全相符，特偵組違反偵查不公開，造成“全民公審”印象。

　　邱毅卻反駁，“特偵組掌握的很多資料都是我給的，”他們只是求證再拼湊，或是把中間斷點接起來，不了解之處會問也會討論。“特偵組要給什么消息，一定選擇給我，”邱毅說，“因為給我，不是泄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