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錢穆先生有一個頗惹爭議的觀點，他認為，一部中國史，并不能籠統稱為一部皇帝專制獨裁的歷史。他的這一觀點，曾被很多人認為是對中國傳統政治的美化，大加譏評。在我看來，批評錢穆的人，并沒有透徹了解其意見。

　　其實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已經說得很清楚，“倘使我們說，中國傳統政治是專制的，政府由一個皇帝來獨裁，這一說法，用來講明清兩代是不差的。”按錢穆的意思，明清兩代的確處于皇帝專制獨裁之下，而在明以前，卻并不盡然。而錢穆之所以得出這樣一種判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明以前有“宰相”的存在。

　　錢穆認為，在明以前的傳統中國，皇室和政府之間是有一種職權劃分的。世襲的皇帝是政治領袖，是國家的元首，象征國家的統一，而宰相則是政府的領袖，負政治上實際的責任。

　　支持錢穆這一觀點，在史料中找一些依據并不困難。“宰相之職，無所不統”，這是明見于正史的原話；漢哀帝在一道詔書中也明確給丞相的功用進行了定位，“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四海，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所謂“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顯然也是認為，受皇帝所重托，在政府里負實際責任的是宰相。

　　作為負政治實際責任的宰相，對皇帝當然是有一定制衡作用的。宰相如果認為皇帝言行不當，可以“諫諍”，而最激烈的對抗，則為“封還詔書”與“不肯平署”兩種。所謂“封還詔書”，就是皇帝下一道詔書命令政府辦理某事，而宰相認為不可，則可將詔書徑直退給皇帝；所謂“不肯平署”，就是臣下有所奏請，皇帝已認可，轉給宰相時，如果宰相不贊同，則可以拒絕簽字。

　　相權對君權的制衡，乃至二者的沖突，史書上并不鮮見。漢哀帝時欲給幾位外戚封侯，宰相王嘉即封還詔書，并對皇帝講了一通“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的大道理，簡直近于訓斥，皇帝對此也沒有辦法；漢文帝寵愛鄧通，鄧通仰仗這一點，對宰相申屠嘉“有怠慢之禮”，申屠嘉退朝命令鄧通到丞相府來拜見，不來將要殺他。鄧通向皇帝求情，文帝說：丞相召見你，無論如何你還是先要去啊，去了我再召你回來吧。鄧通到了丞相府，“免冠(取下帽子)，徒跣(光著腳)，頓首(磕頭)”，向申屠嘉請罪。

　　申屠嘉不肯罷休，鄧通以頭搶地，碰出血來了，申屠嘉還是不松口，正好文帝派來救鄧通的人到了，不過并非我們通常想象的那樣，命令申屠嘉馬上無條件放人，而是先代皇帝道歉，然后傳達皇帝的話，“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回到文帝身邊，哭著說：我今天差一點就沒命了。文帝對此也只能給予安慰，并提醒他今后對丞相不能失禮。

　　以帝王之尊，幾乎不能保自己寵幸的弄臣，于此可見丞相之地位和尊嚴。然而，君權是天生喜歡擴張的，縱觀歷史，相權得到皇室較好尊重，能夠發揮較好作用的，似乎只有漢代。

　　漢代以下，相權逐步被侵削，這是一個總的趨勢。比如唐代，就對相權進行了分割，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這三個機構的職權才相當于漢代一個宰相的職權。到了宋朝，相權較唐朝更加低落，軍事、財政、人事三權都被分割了。相權低落的另一面，當然就是君權的提升。

　　不過，話雖如此說，宰相一職在傳統政治權力結構中，究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宰相的權力無論受到多少侵削，他畢竟還是百僚之長；因為傳統政治文化的制約，一個對社稷、宗廟還有點責任感的君王，就仍然會對宰相表示相當的優禮和尊崇。

　　一個擁有相當權力的宰相，對君王的集權必然是一種障礙。如果這個君王的權力欲非常旺盛，則君權和相權的關系肯定會緊張起來。如何解決這種緊張？歷史上固然出現過所謂“權相”，權傾人主，但更多的，是君權恣肆，甚至可能還會摻雜宰相的流血。

　　盡管存在這種緊張關系，但君王們囿于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卻似乎都還沒有想到將相權連根撥掉的高招，否則，置“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這樣的圣賢名言于何地呢？想出這一高招的，是沒有觀念束縛的朱元璋。朱元璋的廢相對中國傳統政治的走向影響至深，也正是這個緣故，錢穆認定，只有到了明朝肇建，傳統中國才真正進入皇帝專制獨裁的時代。

　　(摘自香港《文匯報》 作者：老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