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阜陽潁州區原副區長曹潁章因強制拆遷導致一名業主服毒自殺和收受開發商賄賂而獲刑，因受賄罪判刑10年，濫用職權罪判刑2年，二罪并罰執行有期徒刑11年，開創了“強拆官員”獲刑的先河( 《新京報》6月1日報道)。這一案例昭示著司法力量開始真正對暴力強拆進行約束。

　　在利益糾纏不清，尤其在政府依靠土地財政、依靠土地開發發展經濟的情況下，暴力拆遷屢屢出現。有法不依，讓權力凌駕于法律之上搞拆遷，這種拆遷“潛規則”慢慢流行開來。此次曹潁章被判刑顯示了司法已經介入拆遷，約束權力的亂作為。

　　在暴力拆遷不斷而涉事官員鮮有被問責的現實中，我們應該把掌聲送給阜陽。這個曾經被“負面新聞”纏身的地方在重塑城市形象的道路上邁出了一步。它至少形成了一個判例，在暴力拆遷的“頭頂”上立起了一把刑罰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在拆遷主體的眼里，未來的工程和政績是最重要的，“不識趣”的拆遷戶非得阻擋拆遷，這不明擺著是和政府作對嗎？和政府作對就是沒有大局意識，而這種想法在不少官員的思維里是根深蒂固的。

　　無論是四川的唐福珍，還是江蘇的陶惠西，拆與被拆的悲劇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在這片大地上屢屢上演。以個體的生命對抗強大的開發商和掌握公權力的政府，他們是弱勢的。在曹潁章一案中，對抗強拆的個體應該能感受到一線曙光，司法力量設立了一個底線，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他們的一種援助。

　　無論如何，敬畏生命應該放在第一位。對生命的尊重應該超出法治的視野，進入倫理的層次。這在以人為本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尤為重要。

　　還應注意的是，處于城市化逐步推進的中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改造讓拆遷成為一項龐大的“任務”。于是借助權力強制拆遷成為一些官員潛意識里的選擇。這是很可怕的。

　　曹潁章一案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有了標本意義。近期國務院辦公廳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嚴格征地拆遷管理工作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的緊急通知》中要求，征地拆遷出現惡性事件的，要對領導追究責任。曹潁章一案對“責任”進行了一個界定：所謂責任不只是領導責任，還有可能是刑事責任。這樣的一個“判例”讓我們看到了依仗“權大于法”搞拆遷就此走向終結的希望。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