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經濟周刊》6月1日報道，《刑法》下半年將進行修正，對故意欠薪人員予以嚴厲的處罰，“對于故意欠薪情節嚴重者處以3年以上，7年以下刑罰，并處罰金”。同時還擬規定嚴格的從業限制，“故意欠薪人員，將不得再擔任企業的法人代表，甚至連股東也不能擔任”。

　　關于增設“惡意欠薪罪”的建議早已有之，支持贊成的聲音異常宏亮，反對否定的聲音也不示弱。在我看來，我國刑法是否增設“惡意欠薪罪”，應當進行多角度論證和考察，既要看到理想也要正視現實，既要考慮到立法的應然又要關照立法的實然。

　　首先，無論從規范市場主體行為還是從完善勞動法律制裁體系角度看，增設“惡意欠薪罪”都不存在法理上的障礙。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主體日益多元化，用人單位的道德素養和法律素質參差不齊，采取欺騙手段雇工，惡意欠薪的行為日益增多，嚴重影響了勞動者的基本生存狀態，激化了社會矛盾，應當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另一方面，對于嚴重侵犯勞動者合法權益的行為，不僅需要通過經濟和行政手段進行制裁，而且也需要采取刑罰手段加以懲罰，以便提高法律的威懾力。

　　其次，援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關于任何人不得僅僅由于無力履行約定義務而被監禁的規定，反對“惡意欠薪”入刑，是對國際公約規定的誤解。因為惡意欠薪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無力履行約定義務，而是對勞動者基本權利的故意侵害和嚴重踐踏。事實上，公民權利公約的規定，是指當事人沒有任何惡意或者密謀，而僅僅是由于履行能力的意外變化而導致無力履行約定義務，否則各國刑法中的許多犯罪都變得不可思議。

　　再次，對于惡意欠薪本質上是一種民事領域的私法行為，不宜采用刑罰手段加以調整的觀念，也不客觀。就目前而言，勞動關系中勞動者和用人單位盡管表面上是平等的，但實際上的強弱關系是非常明顯的，因此不能用單純的民法思維來看待勞動法律關系。民事上的無力履行約定義務一般不會涉及債權人的生存問題，而惡意欠薪則直接危及勞動者生存權，因此惡意欠薪的危害和后果與民事上的無力履約不可同日而語。

　　當然，“惡意欠薪”入罪不存在法理障礙，但卻并不能為入罪而入罪，必須將防止和遏止惡意欠薪作為立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宗旨。這就要求我們在考慮問題的時候，既不能忽視法理上的可行性，更不能無視現實中的可行性。具體來說，就是要認真研究“惡意欠薪入罪”能否有效解決惡意欠薪問題，勞動者不能及時領取工資主要因為刑法欠缺，還是因為監督和執法不力，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在此問題上要堅決防止“刑法打擊了事”的思想，如果因為惡意欠薪入刑而使監管和執法部門放棄監管和執法，勞動者仍然不能及時足額拿應得的薪酬，效果會適得其反。魯 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