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阜陽，一個土地開發項目中，開發商與業主無法達成補償協議，雙方僵持不下。這場拉鋸戰，因政府公權力的介入而失衡。業主的房屋被違法強拆，一名業主服毒自殺。事后，授權強拆的一名副區長被問責，他同時被查出收受了賄賂。今年4月被判刑11年(6月1日《新京報》)。

　　暴力拆遷事件中，鮮有官員被問罪。安徽阜陽強拆官員被判刑，在某種意義上，具有“開先河”的意義。無論如何，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我們熱誠盼望安徽阜陽此舉能被廣泛“效仿”，盼望有剛性的責任追究機制來終止暴力拆遷的再次發生。雖然強拆官員被判刑了，但從新聞報道的情況來看，也還存在些許遺憾。

　　遺憾之一是強拆官員被判的罪名是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而且是先查實的受賄，再定的濫用職權，如果這名強拆官員沒有受賄，最后是否會被判刑，可能就說不定了。在強制暴力拆遷事件中，人民群眾固然希望嚴處官員的貪污受賄、濫用職權，但人民群眾更關心的是，自己的合法物權能不能得到有效保護的問題。因此，如果該官員的罪名里面再加一條故意毀壞公私財物罪，人民群眾就真的可以拍手稱快了，這個案件也就更具有標桿意義了。

　　遺憾之二是強拆官員被查是因為市委書記批示調查，而不是檢察機關積極主動介入調查的。我們不知道，如果不是因為強制暴力拆遷致使群眾服毒自殺，市委書記會不會批示調查；我們不知道，如果市委書記不批示調查，市紀委和市建委會不會調查，這名“受賄、濫用職權”的官員會不會被公訴判刑。做一個更壞的假設，如果強制暴力拆遷是出自市委書記的授意，不知道還有沒有單位來對拆遷過程的合法性進行調查。也就是說，安徽阜陽強拆官員被判刑，偶然性因素多于必然性因素，屬于個案。

　　遺憾之三是行賄和強拆的開發商“天馬公司”及總經理李朝陽沒有受到法律制裁。開發商“天馬公司”之所以沒有受到法律制裁，是因為“天馬公司”向“強拆官員”的行賄只有5萬元，沒有達到最高檢20萬元的立案標準。這個理由，也許是成立的。但有兩個疑問難以消除，其一，“天馬公司”的行賄是不是有且僅有這一次，為什么沒有被好好調查一下？其二，行賄罪不夠立案標準，但“故意毀壞公私財物罪”是否符合立案標準，卻沒有被提及。

　　萬事開頭難，無論如何，我們看到有強拆官員被判刑了，真的希望這是一個起點。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