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曾任安徽阜陽潁州區副區長的曹潁章被判刑11年。原來，曹潁章在兩起強拆事件中，犯有“濫用職權罪”，造成兩家財產損失，并導致一名市民服毒自殺成為植物人。而且，他還收受開發商賄賂。這起事件被認為是暴力拆遷事件官員被問罪的“開先河”之舉。

　　人們鮮少看到制造拆遷悲劇的官員受到刑責問罪。那么，這起官員暴力拆遷獲刑事件，能否作為一個司法標本，產生正義引領價值呢？

　　對此，我并不樂觀。曹潁章因暴力強拆獲刑，原因不是當地司法力量的一次強勢出擊。他的落馬，說到底，還是來自權力干預。

　　近年來，安徽阜陽是國內的“負面新聞”集中爆發地之一，這給主政阜陽的官員帶來一種祛除“污名化”的行政壓力。2007年，宋衛平任阜陽市委書記之后，重塑阜陽形象就是當地重要課題。報道說，當宋衛平獲知“強拆逼死人”消息后，頗覺緊張，立即批示，“由市紀委和市建委派員對拆遷過程的合法性進行調查”。這意味著，并不是法律主動自覺地對這起拆遷事件進行調查，而是更高層級的權力考慮到輿論壓力，自上而下驅動了相關法律機器。這種權力干預也反證了法律在暴力拆遷面前，依然處于消極作為甚至不作為的狀態。

　　可以說，在這種地方利益與形象最大化的管理思維之下，在一些地方權力高高在上、法律常常虛置的現實生態之下，恐怕這個權力干預導致的“刑責暴力拆遷官員”事件，非但不能產生法律引領意義，反而還會更加固化人們“權力大于法律”的意識。

　　□單士兵(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