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個時期，“蟻族”成為網絡、坊間流傳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蟻族”，特指“80后”“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這個群體畢業后無法找到工作，或雖工作但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大城市的城鄉結合部。這個龐大群體的出現絕非偶然，其中高房價是主要原因之一。

　　“蟻族”的出現昭示中國的社會結構可能出現“M型”分化。

　　高房價使“中產階層”凹陷

　　自2009年初開始，城市房價出現了又一輪的報復性上漲。盡管自今年4月中旬以來國務院新一輪調控房價的措施密集出臺，由于政策效能的發揮需要一個等待期，高房價勢頭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現今城市的高房價即便對收入居高的中等收入家庭而言都難以承受，更何況對一般中低收入家庭了。

　　現今的中國社會，貧富日益懸殊，原地踏步就會變成中低階層。而房價的高歌猛進，使一部分中產階層已經開始陷下去。

　　“M型”社會是日本趨勢學者大前研一以日本近20年發展歷程為研究對象提出的一種社會發展類型的判斷。即，原本人數最多的中等收入階層，除了一小部分能往上擠入少數的高收入階層，其他大多數淪為低收入或中低收入，原本的中間階層凹陷下去，變得很小，于是社會像個被拉開的“M”字。

　　實際上，也就是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狀況分化，富者越來越多，財富快速攀升;而同時，隨著資源重新分配，中產階層因失去競爭力，而淪落到中下階層，在中間這塊，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型一樣，整個世界分成了三塊，左邊的窮人變多，右邊的富人也變多，中間這塊忽然陷下去。

　　聯系中國現實，筆者一直不太傾向于(或比較慎重)使用“中產階層”一詞，而傾向于使用“中等收入層”，是因為按照比較流行的定義，中產階層是指“擁有穩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買房買車，能夠將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費的人群”。以此標準對照當下的中國，這個階層當屬高收入層;目前的高房價使中等收入層望而卻步，而沒有一套屬于自己的房產，則根本不能成為“中產階層”。本來，“蟻族”屬于高學歷、有理想、有能力的新一代，通過奮斗最有可能躋身于中產階層，然而高房價使這種可能變得遙不可及;更有甚者，買不起房的中等收入層非但不能躋身于中產階層，而且也變成了實際的中低收入層，“M型”社會在中國的出現并非危言聳聽。

　　眾所周知，中產階層是維持社會穩定的核心力量，最穩定的社會結構(類型)是橄欖型或倒U型。“M型”社會的出現使中低收入者要么成為“房奴”，以透支上一代的養老金、醫療金及自己未來幾十年的發展及子女養育為代價，要么長期躋身于“蟻族”，無論哪種情況，對國家的長遠發展、對個人的自我實現都是負面的。

　　使中等收入層成為名副其實的中產

　　造就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以實現社會結構的優化、從而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與協調發展，業已成為中央高層與社會各界的共識。在這一前提下，解決目前的高房價問題以保障中低收入層的住房權，使中等收入層成為名副其實的中產階層，使低收入層(例如“蟻族”)有可能成為中產階層，就成為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一項十分迫切的任務。

　　按照《世界人權宣言》，同吃、穿、行、醫一樣，住房權屬于基本人權的范疇，它是指全體社會成員住有所居和逐步改善住房條件的權利。住有所居的權利是人權，在性質上是一種社會權，它是住房權的最基本的內容。流離失所，露宿街頭，或者像“蟻族”那樣聚居，不僅讓一個人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水準和做人的尊嚴，甚至直接威脅其生存。因此，讓所有公民都有房可住是現代政府對其公民的最低責任。逐步改善住房條件的權利也屬于人權的范疇，但是它區別于作為社會權利的住有所居，是一種自由權，人們有權選擇適宜的住房，也是政府應當予以保障的。

　　如今主要通過社會保障渠道(例如廉租房、公租房)解決低收入層的住房問題在社會各界已基本達成一致，而對如何解決中等收入層及潛在中等收入層(例如“蟻族”)的住房問題尚存在分歧。我們認為，對這類人的住房問題，在高房價的背景下，單純通過市場或通過政府加以解決都是不現實的，可通過市場、社會保障和其他多種渠道綜合加以解決，當務之急是有效遏制高房價。

　　4月17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被坊間喻為“新國十條”，其中貸款購買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貸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50%;可暫停發放三套房貸等規定，應該說，比近年歷次采取的措施都嚴厲，意在打擊投資性及投機性購房，其對遏制高房價的效應應當是可以預期的。

　　即便如此，由于我國目前尚處在經濟加速發展期、城市化加速推進期，且房地產作為我國支柱產業之一的地位在短期內不可能改變，因此，希望通過政府調控實現房價大幅度回落也是不現實的。在這種情況下，解決中等收入層及潛在中等收入層的住房問題以造就和培育真正的中產階層，政府可考慮多管齊下、治標與治本相結合、政府與市場相結合等綜合措施。

　　中等收入層實際也可細分為中高收入群體、中間收入群體、中低收入群體等具體層次，“蟻族”即便如媒體所說目前處在低收入層，也是最有可能進入中等收入層的群體之一。對其中的較高收入者，可通過政府干預的限價房解決住房問題;對其中處在中間收入層次的人士，可通過經濟適用房解決住房問題;對其中較低收入者及實際的低收入層，可先通過經濟租用房解決住房問題，然后過渡到購買經濟適用房乃至商品房。

　　當然，解決中等收入層及潛在中等收入層的住房問題，其根本之道在于，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不斷提高他們的實際收入水平，使“蟻族”成為中等收入層，使中等收入層有足夠的經濟實力實現自己的住房權。(作者：李迎生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