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趙作海冤案”備受矚目。河南省高級法院的張立勇院長向新聞界表示，造成這起錯案的公檢法三機關都有責任，并誓言“對不負責任的審判人員追究責任”。商丘市檢察院公訴處處長宋國強說，現在可以認定，此案存在刑訊逼供。

　　記得在多年之前參加上海召開的一個有關湖北“佘祥林冤案”的研討會上，我曾提出：我相信，如果我們嚴格執行當時那些被許多人認為并不完善的法律規則，這起冤案是不可能發生的。我還說：如果我們現行司法運作的機制不改變，嚴格依法司法的理念不確立，可能促成司法違法的機制因素不消除，哪怕今后的法律再完善，類似佘祥林那樣的冤案還會不斷發生。

　　人們雖然十分關心和同情冤案當事人趙作海的處境，也急切地想知道他在那開始的一個多月時間里“九次有罪供述”的細節及緣由。不過，大家其實早已心知肚明，具體案件的情節雖然千差萬別，但冤案形成的機理大體如一，那就是：雖然我們的法律特別是刑事訴訟法早在1996年就進行了修改，但不少司法工作者的法治觀念卻并無與法同行、與時俱進，刑事司法的運作機制也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有的甚至依然故我。所以，在關注趙作海等這樣一些冤案當事人慘痛命運的同時，如何使司法者乃至整個政法系統真正確立起現代法治理念，如何從制度層面上徹底革除舊有的司法運作模式，又如何使我們的刑事司法真正步入符合司法規律的良性軌道，才是法律工作者和司法改革的設計者、決策層應該著力反省和深思的問題。

　　我們的司法機關近年來不斷力求使“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達到統一。但“社會效果”似乎并沒有什么確定的標準，甚至常常被庸俗化。如果把被害人家屬的“強烈要求”等都不加分析地視作應當追求的社會效果，就非常容易造成誤判，使執法陷入困境，甚至使非法律因素介入司法變得更加便捷和有機可乘。在刑事訴訟的控辯審三者關系上，應當形成合理的“等邊三角形”訴訟結構，法院必須依法獨立地進行裁判。而現在，辯護一方則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難以形成對控方的有效制衡，同樣需要進行法律制度上的創新。

　　應當看到，冤假錯案的形成是一個法律內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僅僅從某一個方面去進行評判或修正，都不能從各局部關聯性的整體視角上去根本性地解決問題。現在最為迫切的，還是應當從加強依法司法的觀念，消除可能促成司法違法的機制因素入手。所謂法官辦案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其實就是要從遵守法律的程序和證據規范開始。經不起現行法律評判的案件，又怎么能夠成為“鐵案”并經受得住歷史的檢驗呢？過去的“佘祥林案”和如今的“趙作海案”，其實都是背離了當時法律基本要求的錯誤判案。(游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