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就業,其實就是把“人才”這種商品交給市場去選擇,市場會根據人才的差異分配到不同職業中。而職業選擇不僅是大學生自己的決定,也是他們的父輩以及整個社會職業價值觀的投射,因此,觀察就業結構其實頗能分析當今中國的社會結構。比如,持續高燒毫無降溫跡象的公務員考試,大致反映了社會結構的某種變化。這種變化的實質是社會更偏愛政治管理權,而輕視財富創造權,所謂的公務員就是掌握政府管理權的人。我們并不是一味地要求政府無限限制權力,而是要求政府權力和民間的財富創造力能達到一個合理的平衡。

　　昨天,有媒體報道,各地出臺公務員新政,這新政出臺之后的效果,將是“金飯碗”變作“瓷飯碗”。把各地出臺的公務員考核的一些規定整合在一起就得出這樣的結論,顯然過于樂觀了,畢竟,公務員考核一直是令人困擾的問題。不談具體措施,就說效果,據人事部統計,自1996年實施公務員辭退制度以來到2003年,年均不到2500名不合格公務員被辭退,按照全國近500萬公務員計算,年辭退率僅為0.05%。再以城市為例,1996年到2005年近10年,北京市10萬名公務員僅辭退300多人。

　　公務員為什么難辭退?有人將之歸咎于所謂的機關文化,比如,領導撕不下面子,同事也得罪不起人,如果扯遠了,可能又得說到人情社會的國民性之類。但反過來想,上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政府機關和國營企業里為什么會興起一股下海潮呢?正是市場的力量,是追求財富的沖動,讓人們主動從機關出走。而現在,創業難、民企難眾所周知,人們當然寧愿退守機關,過起“一杯茶、一包煙,一張報紙看半天”的前現代生活了。所以,公務員考試熱、不合格公務員難辭退等社會現象都與當下的大環境有關。我們當然期待,在具體公務員的考核上,能采取足夠具體、明細的措施以讓“金飯碗”變成“瓷飯碗”,讓公務員階層的流動性增大。但從現實來看,公務員隊伍是“嚴進”“嚴出”:做公務員難,辭退公務員也難。

　　如果仔細看看這些所謂的公務員新政,不難證實我們的猜想:至少還沒有打到七寸上。比如說,雖然制定了公務員不稱職的標準,但標準卻“很寬松”,無論是思想政治素質、業務素質和能力,還是工作責任心、工作作風,都很難“量化”,真正執行起來彈性很大。更關鍵的是,公務員考核再怎么考核都是其體系的內部考核,這種考核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以及操作的可持續性都要打上問號。這些年來,社會不斷呼吁改進公務員考核改革,也不斷呼吁社會引導大學生理性就業,但是這些呼吁比起市場選擇來說略顯蒼白。因為對于每個個體來說,選擇較為保險、具有前途的職業是出于趨利避害的人性本能,也因此并沒有多少理由責怪對于“金飯碗”趨之若鶩的大學生。這是市場選擇的結果,而市場選擇又是社會深層權力結構作用的結果,那么這種積弊的去除只能依賴于社會結構的改變。朱迅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