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早晨，福建南平市實驗小學校門口發生一起持刀砍殺兒童事件。造成8名兒童死亡、5人重傷，據悉，兇手是一名被辭退的社區診所醫生，疑是精神病患者。

　　一場校園門口上演的屠殺，讓8個幼嫩的生命走上不歸路，同時，更敲醒了校園安全的警鐘。

　　南平兇殺案中，有這樣兩個細節：

　　一是殺人者自言：“我要自殺，我一個人死不行，要拖幾個人一起死。”并認為“成年人不好殺”，從而把目光鎖定在孩子身上。可是，為什么兇犯會判斷出，在光天化日的校門口，孩子會“好殺”呢？對于缺乏自衛能力的孩子，相關的保護機制在哪里？

　　二是制止住兇手的，是一名教師與一名晨練者及一名司機與學校門衛。公民見義勇為固然可敬，可由于沒有專業能力和裝備，他們所冒的風險實在巨大，設想一下，如果歹徒不只是一人，或更加老練兇殘，甚至持有槍械、爆炸物時，幾名手無寸鐵的平民能對付得了嗎？

　　長久以來，被描述為書聲朗朗的校園，很多已不是平靜之地。遠的不說，去年底，多名深圳小學生在校門口遭綁架，讓全深圳的家長一時間人心惶惶。同年，貴州習水嫖宿幼女案中，犯罪嫌疑人曾長期在3所中學和1所小學門口守候，多次將10名中小學生挾持、哄騙到偏僻處，以打毒針、拍裸照、毆打等方式脅迫她們賣淫。

　　如果全面統計社會人員在校園門口制造的各類案件，以及校園暴力事件，結果無疑會觸目驚心。

　　校園安全堪憂，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防范不力。

　　學校似乎成了安全防范的主力，但一方面，學校雇傭的安保人員往往素質良莠不齊，許多為老師兼任，缺乏敏銳的觀察力和應對能力，而且由于法律限制，安保人員更沒有專業的裝備，遇到險況往往捉襟見肘，例如南平案中那位與兇手搏斗的值班老師，由于缺乏武器，情急之下就找了個拖把沖了上去。另一方面，學校安保人員處處受制，他們管得了校內，卻管不了校門外，他們沒有執法權力，即使發現可疑人員，也無權上去盤問、搜身，做到防患于未然。

　　而擁有法定權力，承擔維護治安之責的警方，維護校園安全卻處于被動的工作狀態，不出事時，警察和警車在校門口難覓其蹤，出了事后，馬上來一次學校周邊安全的大整治。可時間一長，就慢慢松懈下來。

　　2007年，加拿大多倫多一所高中發生一起槍殺案，此后，官方調查起草了《多倫多校園安全報告》，披露校園治安內幕，隨后，多倫多啟動了“校園治安巡邏計劃”，向多倫多數十所中學派駐了全職駐校警察，盡管引起爭議，但駐校警察對于改善學校治安，遏制犯罪還是起到了明顯作用。在加拿大許多城市，類似校園治安強化措施，也已廣泛采用。

　　在中國，警察駐校可能不易操作，但借鑒多倫多的治理思維，對校園安全進行“摸底”，據此制訂一個中國版的“校園安全計劃”，應能做到。在這一計劃中，首先要明確警方對于校園安全的日常維護責任，例如，即使警察無法全日制駐校，至少在上學放學期間，在孩子進出校門時，就像交警上下班時到各個路口“上高峰”那樣，保證有巡警在校園周邊巡邏；在一些特殊情況下，如局部社會治安惡化等，可以臨時性讓警察駐校，以防不測等。

　　孩子需要國家的呵護，孩子的安全怎么強調和重視都不過分。如果學校門口經常看到警察的身影，任何欲將黑手伸向孩子的不法之徒，恐怕都要思量再三；如果孩子的生命安危懸于一線時，警察能及時在場，那或許能給孩子帶來死里逃生的機會。因此我們期望，警方與教育部門聯手，讓中國版的“校園安全計劃”早日成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