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很多政治學學者的說法，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可以被認為是全能主義的國家，即國家權力滲透到了每一個領域，掌管了幾乎所有的事務，個人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干預。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國家權力的應用得到了規范，這是一個極大的進步，也是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

　　但也不能說一切都已經成為歷史。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于再清的一番話，提醒我們，全能主義在某些領域、在某些人的頭腦中，仍然揮之不去。中國選手周洋在冬奧會上奪冠后說：“拿了金牌以后會改變很多，可以讓我爸我媽生活得更好一點。”這個被認為充滿人性的獲獎感言感動了很多人。但于再清先生卻不這么看：“感謝你爹你媽沒問題，首先還是要感謝國家……要把國家放在前面。”他表示，要加強對運動員的德育教育。(3月8日《羊城晚報》)

　　改革開放之后，在很多領域的事業交還給社會、交還給市場之后，體育事業卻仍然是政府高度主導的格局，也可以說是之前全能主義的延續。原先的舉國體制被延用，國家通過巨大的投入來實現爭金奪銀、為國爭光的目標。

　　有什么樣的體制就有什么樣的觀念，于再清身處這一體制的上層，之所以要求周洋首先感謝國家，是因為在他的觀念中，運動員是實現國家目標的棋子，因此運動員不僅要在運動場上，在日常言行、道德觀念中，也要符合這一體制所要求的規范。有個性的觀念、想法和做法是不被鼓勵的，否則就要被批評，要被“加強德育”。比如說周洋，盡管她已經在競技場上實現了國家目標，但稍微有點個性和人性的話語，立馬受到了首長同志的質疑。

　　然而，這種全能主義道德觀能否站得住腳，很令人懷疑。古今中外，還沒有哪種正常的道德觀念，把孝敬父母和效忠國家對立起來，或者非要分出個孰先孰后。在中國傳統道德體系中，“孝”恰恰是核心，是起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才是合理的次序。越是以“公”的名義不容“私”，“狠斗私字一閃念”的道德觀，越是虛偽，對“公”、對社會的戕害越大。這已經被歷史所證明。

　　不可否認，在舉國體制下，體育事業在獲得金牌方面，的確實現了目標。但是成本是否合理，卻一直受到人們的質疑。這個成本，不僅是經濟上的，那些被這一體制所扭曲的觀念與人格，實際上都會對社會造成損害，都會令社會付出巨大的成本。 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