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議題是兩會上的“老生常談”，比如公車改革、官員財產公示、財政預算監督、減少行政支出等等。它們一遍遍地被提及，卻又悄無聲息地落幕，所以成為“老生常談”。

　　今年的兩會，媒體評論再度“糾纏”于這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不管是兩家報紙同時發表的“公車改革不能再拖而不決”的社論，還是“官員率先申報財產是調整收入關鍵”、“網民倒逼財產公示應有制度性回應”的評論文章，都體現了媒體和社會輿論心有不甘、難言放棄的心情。

　　在談及公車私用、浪費巨大的原因時，有社論分析：“原因很多，比如一些官員品德低下，尋機損公肥私，占公家的便宜。但最為根本的原因還是，各級人大沒有管好預算，讓一些品德低下的官員得以實現自己的貪婪。因此，公車改革，其實不需要什么復雜的方案，只要人大真正盡到自己的責任，嚴格地制定每年的政府預算，公務車數量就可以被控制住，甚至可以減少。”

　　不妨進一步追問：為什么人大沒有盡責？身陷利益之中，當是根本原因。毋庸諱言，現有人大代表中，官員數量過多，這些官員代表，又多享有公車，如何讓他們向自身利益開刀？

　　再說預算監督。誰都知道有錢好辦事，不受約束地花錢最痛快。一本財政支出的明細賬，痛快地交到民眾手里，豈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所以，盡管政府花錢百姓有權知道，可要讓納稅人清楚知道稅款用于何處，卻是千難萬難。

　　這些問題之所以無解，皆因利益摻雜其中，既得利益的難以撼動，使得諸多改革舉步維艱。

　　我們承認多元化的社會，也認可不同階層的利益訴求，所以才要通過公平合理的博弈，實現各方利益的均衡共享。但是，作為政府部門、作為官員，卻沒有權力借助手中的公權力為自身謀利，更不存在“利益分享”。一切權力所帶來的利益，都應毫無保留地歸還人民。

　　顯然，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改革任重道遠。

　　以官員財產申報為例。這一屢次在兩會上被提及的代表議案，之所以遲遲沒有下文，與多數官員的反對態度密切相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反感”太“正常”了，所以才會一再拖延著制度的建立，即使少數地方進行的改革嘗試，力度也明顯有限，遠未達到公眾的預期。

　　再一次討論這一話題時，媒體評論說：“調整收入分配重在通過一系列政經改革，首先堵死哪怕部分堵死少數社會成員尤其是通過官商勾結攫取社會財富的各種渠道、暗溝和環節。若要讓全體人民共享經濟增長成果不再成為‘空心湯圓’，官員財產申報不但是不可取代的前置條件，亦是有針對性地補齊其他制度建設短板的先決條件之一。”

　　問題在于，如果制度建設的投票者，陷身利益的泥淖難以自拔，公眾又如何能推動和促進制度的形成？

　　這似乎是一個兩難定律，卻必須尋找破解之道。

　　一項有11370名網友參與的調查顯示，近九成公眾期待代表委員超越階層局限，其中74.1%的調查者希望，代表委員是“以國家民族和全體人民利益為重的人”。

　　我們寄望更多的代表委員超脫自身利益，從而推動制度的改革；我們更希望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讓代表委員以國家為重，為民建言、為民爭利。 馮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