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強今年28歲，來自河北省景縣留府鎮高莊村。高志強有三個孩子，老大是女兒，今年6歲，最小的兒子只有2歲。1月9日，在北京打工的高志強向老板討要70元工錢，被包工頭叫來的人追著捅了一刀，右側腎臟主要血管破裂，腎臟被切除。(1月13日《檢察日報》)

　　臨近歲尾，農民工討薪自然而然地成了社會的焦點話題，隨之而起還有那些多種多樣的討薪方式。所有的討薪方式，都凸顯了一種無奈，更代表著一種悲涼。在看慣了爬大橋、上高樓甚至綁架人質等極端的方式之后，我們近乎已經對所有與討薪有關的故事和新聞麻木了。可是，不要忘記，只要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根本的維護，與討薪有關的悲劇就會永遠上演，并且會以“沒有最慘，只有更慘”的方式繼續呈現。

　　“薪”何以用“討”？這本身就是一種悲劇。“討”意味著討要，至于人家高興不高興、愿意不愿意，則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討”代表著一種被動語態，一種權利難以實現的窘境。具體到現實中，可能就表現為被老板罵、被老板打，甚至是被老板殺等現象了。高志強“討薪丟腎”的經歷，就說明了這種窘境的殘酷性。

　　這個故事是讓人感傷的，感傷之處在于主人公的遭遇、他身體上所罹受的痛苦，以及在這個“紅紅火火過大年”日子里與喜慶不協調的那種反襯。這讓我想到了另外一個名字——劉洪江。是的，就是那個為討回欠薪，被包工頭等人毆打，腳筋被挑斷，遺棄在江蘇然后用18年時間爬回日照老家的那段討薪史詩的創造者。兩個人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都為討薪付出了身體的代價，甚至于一輩子的幸福與安康。

　　可是，每當這個時候，輿論還往往出現這樣的聲音：農民工討薪為什么不找勞動部門解決？為什么一個人擅自去討薪？為什么不提高維權意識和法律素養？云云。就好像他們挨了打、受了委屈是“自找的”似的。可是，在筆者看來，就算農民工在維權方式上存在問題，被打、切腎也不至于歸咎于農民工自己吧。相反，我們更應該去反思，為什么老板們這么習慣于不給工資，這么慣于用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進一步說，那些勞動部門為什么不能對這些無德企業進行有效的監管？為什么《勞動合同法》實施之后仍然構不成足夠的法律效力？這所有的問題都需要官方去回應，而不是讓農民工們利用身體健康換取制度的漸進與社會的進步。如果非得以“討薪丟腎”的方式去完善勞動法的踐行，還不知道會出現多少名劉洪江與高志強。

　　要明確的是，不是每位農民工都能像熊德明那樣遇到溫總理。解決農民工討薪問題的根本，還應當依賴于法律約束力的實現以及制度化方式。可是，就目前而言，這種“正統方式”卻非常難以實現。資料顯示，2009年南京市總工會共接到6000多起討薪案，能夠解決的只有1000余起，只占全部案件的六分之一，而建筑業是重災區。

　　還剩一個月就要過春節了，就眼前而言，各地方的勞動部門、維權部門也應該為我們的農民工兄弟應一下急了。□王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