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輝平曾是一名建筑工人。1990年，他離開家鄉湖南省桑植縣，遠赴深圳打工。

　　他和工友們每天的工作，便是下到直徑1~5米不等的洞里，提著20多公斤的風鉆機，打上10余個炮眼，隨后填上炸藥。爆破而成的數十米深的孔洞，會被灌入混凝土，最終構成高樓大廈的堅實地基。

　　深圳地下多是堅硬的花崗巖，風鉆機一開動，立時粉塵四散。機器一開就是三四個小時，人爬上來已全身灰白，只能看見兩個眼珠轉動。吐口痰，也帶著泥漿。但建筑公司卻沒有提供任何防護措施，連口罩也沒有。

　　這些遠離家鄉的農民工很少意識到，塵肺病在侵蝕他們。開始感覺是乏力、呼吸困難，隨著肺逐漸纖維化，接踵而至的是胸痛、咳血、高燒不退、呼吸衰竭，最后一步步走向死亡。

　　去年11月18日，46歲的彭輝平就這樣死了。

　　“一名工友倒下了，不知道還有多少工友會陸續倒下。為什么維權這么難？為什么我們農民工的生命這樣輕賤？”今年1月5日，患塵肺病的湖南籍農民工向杰在“《勞動合同法》頒布兩周年研討會”上痛心說道。

　　從2009年8月起，來自北大、清華等高校的師生赴深圳和湖南進行調研，發現疑患塵肺病的農民工們難獲賠償，原因就在于他們缺一紙勞動合同。而在他們深入調查的全國各地數十個建筑工地，農民工絕大多數都沒有與雇主簽訂勞動合同。

　　塵肺之殤：“沒簽合同”成一道邁不過去的坎

　　2008年，向杰開始出現咳嗽、胸悶，去職業病防治機構檢查，卻被告知須出示由用工單位開具的證明材料，證明患者和用工單位具有勞動合同關系，才能接受職業病醫學診斷。

　　但他們都沒有簽勞動合同。“讓用工單位主動配合提供材料，太難了！”向杰說。有工人拿出當年的爆破證，公司說“爆破證過了時效，不算數”，有的公司直接跟他們說走法律程序。

　　但在通過法律維權的路上，他們走得很艱難。向杰的工友王貞云決定先打勞動爭議官司，但在花費近兩萬元的漫長程序之后，去年10月21日深圳市中院一審判決王貞云因“證據不足”而敗訴。

　　現在，這些農民工陷入了一個怪圈：沒有簽勞動合同，就無法進行職業病鑒定，就無法對包工頭和爆破公司追究責任；而公司為了逃避責任，又不會心甘情愿提供勞動證明。

　　工友們把王貞云的案子看在眼里，心里越來越涼。去年9月17日，80余名農民工前往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醫院申請診斷職業病，但是院方以沒有勞動委托為由，拒絕了他們這個要求。9月18日早上，工人們看到留在醫院沒有結果，便徒步1個半小時，到深圳市政府反映情況。衛生局、勞動局、公安局的工作人員接待了他們。100多名工人將他們的個人信息上報給勞動局。

　　今年1月4日的寒夜中，數十名患塵肺病工人在深圳市職業病防治醫院門口守候。他們曾被告知，在今年年初會給他們一個答復，但至今沒有任何結果。還有更多的患塵肺病工人，在經歷了幾個月的奔波后心力交瘁，拖著病重的身體，踏上了回家的列車。

　　“我們大多數人是家里的主要勞動力，如果我們倒下了，整個家庭就破碎了，將會面臨無人贍養老人、撫養孩子的悲慘處境。所以，我們活著不只是為自己一個人啊！”向杰悲聲說道。

　　調查組發現，眾多農民工家庭因為治病重返貧困。“他們建造了一個不屬于自己的繁華都市，然后迅速地被城市冰冷地拋在身后。這就是發展的代價？”塵肺病調查小組成員、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孫春霞充滿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