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首例侵犯公民信息犯罪案”中，假設被售賣的個人信息來自一些普通人而非官員，并且也導致了詐騙等后果，還會否有如此順利的偵破及追根溯源的究責？

　　1月4日，多家媒體報道了“全國首例侵犯公民信息犯罪案”。被告人周建平因向騙子非法出售個人信息資料被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并處罰金2000元。他由此成為國內被以“侵犯個人信息安全”的新罪名追究刑事責任的第一人。

　　“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來自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依該法條可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的犯罪主體首先是“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其次才是一般主體和單位主體。對于一般主體，必須使用“竊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方可構成此罪。這些規定源于2009年2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七)》。之所以有如此修訂，主要源于公民個人信息屢遭不法侵犯的現實，而最常見、危害也最大的侵害人，就是“國家機關或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掌握公民個人信息的單位工作人員。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2008年央視3·15晚會曝光的分眾無線違規向手機用戶發送大量垃圾短信。2009年3·15晚會又揭露了山東濟南、日照、德州等地通信公司向用戶發送垃圾短信以及違法信息，并且出賣用戶信息。

　　然而就在《刑法修正案(七)》施行十個月后，我們仍然沒有看到一例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非法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案例。倒是作為普通人的周建平“捷足先登”，摘取了“侵犯個人信息罪第一案”這一“殊榮”。據法院審理查明，2008年11月，周建平在廣州市昌崗中路成立廣州市華探調查有限公司，違反規定非法獲取他人電話清單、手機清單和人員資料。

　　周建平所用的“非法手段”，在網上已是“公開的秘密”，并且廣為一些“私家偵探”所采用。這一行為的入罪究責是必然，但周的入罪卻是充滿了偶然。如報道所介紹的那樣，周建平將14位領導的電話號碼及通話清單賣給了一伙騙子，這些騙子又利用上述“個人信息”實施了詐騙行為，因為在公安司法機關看來，這就是典型的“情節嚴重”了。假設周建平售賣的個人信息來自一些普通人而非官員，并且也導致了詐騙等后果，還會否有如此順利的偵破及追根溯源的究責？

　　當然，筆者并不愿對司法機關進行“有罪推定”。只是期待著另一些“第一案”：比如侵害人是國家機關或金融、電信等部門工作人員，又比如受害人不是官員而是普通人的。

　　與這宗“第一案”相關聯的，還有一個法律疑問有待法院釋惑。《刑法修正案(七)》自2009年2月28日起正式施行。而周建平“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發生在2008年11月。依據刑法溯及力“從舊兼從輕”原則，修正后的新規并不能自動適用于既往發生的案件。“法不溯及既往”，這是一般原則。從報道中又看不出本案有何“特殊”———除了受害人是官員。難道本案真的是因“官員”才成其為“第一案”？須知，對于出刑入罪來說，公正永遠比“第一案”更重要。(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