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濟南市的水價聽證會遭到質疑。24名聽證代表名單不乏處長、高級工程師、教授等中高收入階層，而對價格調整最為敏感的下崗職工、特困家庭人員、低保邊緣戶等低收入群體無一代表參會。 (12月21日《大眾日報》)

　　如果說10天前哈爾濱水價聽證會，鬧出“怒砸礦泉水瓶”事件，是民眾對“被代表”表示抗議的話，恐怕在濟南這場水價聽證會上，民眾即便想抗議也只能在場外進行。如果說，前者是一種“走過場”的話，那么濟南這場水價聽證會連“過場”也給免了。

　　毫無疑問，受水價波動影響最大的終究還是社會低收入人群，他們的缺席，從某種程度上說，是民意根本沒到場。聽證會作為涉及社會公共事業領域的民意通道，民意不到場，已然讓聽證會的意義喪失殆盡。

　　應該說，兩地接連發生的“代表風波”，已然將聽證會演繹成一種鬧劇。值得追問的是，水價聽證會，從走過場發展到懶得走過場，從民眾“被代表”發展到“無需代表”，說明了什么呢？水價聽證會缺席的，僅僅是“代表”嗎？

　　其實，照我看來，在全國水價“漲聲一片”語境下，能左右水價上漲之勢的鉗制因素，已然所剩無幾。城市供水獨家經營的現實，令市場調價機制早已失效。而民營資金的介入，讓城市供水這一公共事業的公益性，遭受蠶食的同時，更讓相關利益集團為利益驅動而“遮望眼”，甚至逼宮政府相關部門。

　　不得不承認，政府相關部門不僅承受著來自民眾和投資方的雙重壓力，還要對兩方面壓力都要給予滿意答案的“義務”。

　　在官方來說的“明白賬”，到了民眾這里卻是一本“糊涂賬”的現實，也就自然給了這種利益結盟“乘虛而入”之機。民眾儼然成了最終的“犧牲品”。這是聽證會制度透明性等自身缺陷所致，更是聽證會公信力降至“冰點”的事實使然。 □潘有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