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總所作的“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企業勞動關系和職工權益狀況調查”顯示，在被調查的工會主席中有50.4%對“未來一年將成為集體勞動爭議集中爆發期”說法表示“贊同”或“說不清”。同時，對“未來一年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會明顯增加”這一說法表示“贊同”或“說不清”的占55%。由此可見，仍有一半以上的工會主席表現出不同程度的憂慮。(《瞭望》12月14日)

　　由勞資矛盾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在2009年以更加激化和暴力的形式，給公眾留下了深刻印象。多位專家學者對此的認識是：勞資矛盾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主要矛盾。

　　應該承認，社會對當下群體性事件的認識是在逐步進步的，但是，與此同時，究竟該如何對待群體性事件和理性認識群體性事件，在筆者看來，依舊是個繞不開的話題，尤其是對地方政府和官員來說。那么，五成工會主席對“未來一年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會明顯增加”表示贊同，就給了我們一個觀察的視角。

　　勞資雙方的交換關系本質上是一種市場合作關系，特別是企業內部的勞資關系，更是一種高于一般市場行為的市場合作關系。但是，一些地方政府把“執政能力”簡化為GDP的增長能力，為了處于有利的競爭地位，較多地考慮對資本的吸引力，而對相關社會政策與勞工權益的維護較為忽視。在各種亮麗的經濟數據背后，一些地方侵犯職工合法權益的不和諧現象不斷出現，使勞動關系的脆弱性不斷擴大。

　　對政府和官員來說，首先應認識到群體性事件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處理得當的話。其次，不能遮蔽利益沖突，而是要認識到，當下社會是一個利益分化的社會，并且，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有矛盾和沖突。但是，只要社會的利益表達渠道暢通，沖突就不容易演化為群體事件。“過度政治化”的解讀，動輒采取簡單粗暴的壓制、恐嚇、打擊，只會使沖突愈演愈烈。最后，群體性事件既是對官員和政府的考驗，更是對制度的考驗。只有一種理性的、自信的好制度，才能更好地解決糾紛和沖突。

　　對當下社會來說，更需要的是一種對沖突和矛盾的制度化容納和化解機制，做到這點，就是消除五成工會主席憂慮的理性行為。也只有如此，才能超越一時的穩定和利益追求，促使社會控制的制度化和利益訴求的理性化。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