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以來，國家安監總局新聞發言人在各大媒體的亮相次數少了，安監總局領導親赴現場處理事故的鏡頭也少了。這與前幾年安監總局新聞發言人頻繁“出鏡”形成較大反差。安監總局新聞發言人黃毅將這歸功于安監風暴產生的效果。他說自己最大的愿望是不再發布事故新聞。剛當上新聞發言人時，出鏡率很高，雖然“每次發布事故新聞都心痛”，但也不得不直面事故的慘痛。

　　  安監發言人骨子里似乎有一種“災星意識”，“期待不再發布事故新聞”就是典型體現。黃毅以前在接受采訪時，直接自稱“災星”，希望自己出頭露面的機會越少越好，甚至銷聲匿跡。不僅發言人，整個安監系統的官員似乎都有這種“災星”的沉重感，前任總局長李毅中就稱“我最好能銷聲匿跡”。李毅中被地方看做“最不受歡迎的高官”，礦難高發地山西早幾年的媒體標題非常直白：山西人不愿再見李毅中。

　　安監發言人自嘲、自責、自貶為災星，寄托了他們“不再發生安全事故”的善良愿望，也有長期的災難新聞發布在其心中留下的沉重陰影——“一出現就意味著出現災難”的符號聯系、“一出現就是宣布死了多少人”的身份定位，使他們對自己的角色產生了一種深重的無奈感和無力感：對頻發的災難毫無辦法，只能被動地公布。

　　“希望不再發布事故新聞”的善良愿意可以理解，不過安監發言人骨子里那種“災星意識”應該祛除。把傳播壞消息的人當作災星，這是傳說中的花剌子模那個愚蠢的國王才會犯的錯誤，現代社會中理性的公眾不會這么認為。新聞發言人只是一個忠實傳播信息的信使，一個只負責告訴公眾真相的信息中介，一個信息內容的中立者。他不用對傳播的信息內容之好壞負責任。他必須如實、及時地告訴公眾，現實中發生了什么。信息發布后的公眾反應，不是新聞發言人應考慮的事。對一個新聞發言人來說，信息只應有真假，而不應有好壞喜憂。

　　安監發言人把自己看做“災星”，雖然包含了某種善良意愿，實際卻違反了新聞發言人的職業要求：不是忠實地、價值中立地發布信息，而是對自己發布的信息有道德歧視和價值區分。一個新聞發言人，一旦把信息的好壞置于信息的真假之上，把“好”和“壞”看得那么重要，那么介意公眾對消息的反應，就離“選擇性發布信息”不遠了，骨子里就埋下了“報喜不報憂”的根。

　　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養成“報喜不報憂”的惡習，不惜一切代價去“控制負面消息”，都可以從“發布壞消息就會被當成災星”中找到思想根源。他們認為，只要不發布壞消息，現實就真會歌舞升平無比和諧。報喜得喜，報憂得憂，這不過是掩耳盜鈴的幻覺——先有壞事發生才有壞消息，只有正視壞消息才能找到壞的根源，從而解決問題，這正是新聞和信息發布的關鍵價值所在。報喜不報憂，結果只能像那個諱疾忌醫的蔡桓公，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矛盾激化不可收拾。

　　人同此心，誰也不愿見到災難。但既然災難發生了，人們都希望看到真相，都希望新聞發言人能毫無保留地發布真相——安監發言人的“災星意識”顯然是對新聞發言作了過于狹隘的理解，認為災難后的新聞發言只有“死了多少人”這類消息。其實這只是災難信息中很小的一部分，人們更希望看到災難后更多的信息，如為什么會發生災難，誰該承擔責任，教訓是什么……如果對事故新聞的發布有更豐富的理解而不局限于“死了多少人”，致力于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將事故第一時間向公眾通報，就不會自嘲為災星了。

　　安監發言人的“災星意識”，還源于其在日常新聞發布中的缺席，只有發生事故后才看到安監部門領導忙碌的身影和發言人頻繁出鏡，這自然會與“災星”形象聯系起來。其實公眾并非在發生事故后才需要知情，日常同樣需要看到安監總局的工作情況：如何治理官商勾結，如何進行安全大檢查，如何落實整改措施，在檢查中發現了哪些問題……如果安監發言人在平常就很活躍，就致力于將安監工作置于陽光下接受公眾監督，平常多發布一些“治理了多少官商勾結”、“消除了多少礦難隱患”、“揪出了多少個安監崗位上的貪官”之類的好消息，人們就不會對其角色有“災星”的聯想。當然，得益于安監的透明和公眾參與監督，安全事故也會大為減少。(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