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曾將《物權法》比喻為“一個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彈”，形象說明了它的無力。要解決拆遷糾紛，就必須正視拆遷中的巨大地方利益。《物權法》急需裝上“引信”，這個“引信”就是“拆遷條例”的修訂。

　　上海市閔行區一戶主，不肯在明顯低于市場價的拆遷協議簽字，結果遭遇強制拆遷。女戶主稱當地政府侵權，官員稱其“腦子別住了”。面對強拆隊伍，女戶主用燃燒瓶抵抗暴力拆遷，但終是螳臂擋車，無濟于事。幾小時后，房屋最終被推平。

　　上面這一幕，在11月22日的央視“經濟半小時”節目中，被以影像的方式原汁原味地呈現出來。但其實，這件事本是舊聞，半年前就有平面媒體詳細報道過。如今舊聞重又成“新聞”，半年前的這起“拆遷大戰”再度成為輿論焦點。這一事件背后的法律沖突，至今仍未解決，“舊聞”的新聞價值仍然存在。

　　就說這起拆遷糾紛，有政府官員手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為強拆依據，被拆遷戶則拿著《物權法》與政府官員爭辯論理。從表面上看，這起事件是被拆遷人和拆遷人之間的激烈沖突，內在的沖突更發生在行政法規與法律之間。比如，《物權法》規定的征收、征用主體只能是政府，但條例規定的拆遷人卻可以是開發商。又如《物權法》屬民法領域，侵犯物權自可尋求民事司法救濟。而“條例”則過分依賴于行政權，行政裁決是給被拆遷人的常規救濟管道，這使得拆遷人常常拿著行政裁決逼迫被拆遷人就范。

　　從立法位階上說，這樣的沖突本不應發生。法律優于行政法規是一般原則，既然“條例”與《物權法》相沖突，低位階的“條例”自應歸依無效。拆遷屬于土地法律關系范疇的法律行為，在法理上，屬于《物權法》領域。所謂的拆遷補償協議實質是民事財產關系的調整，屬于民事基本制度中的合同法律關系對當事人雙方權利、義務的規定。根據《立法法》的規定，“民事基本制度”和“對非國有財產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也就是說，行政機關無權以制定行政法規的形式，干預合同的訂立或強制性處置公民的私有財產所有權。

　　鑒于此，立法者在《物權法》通過之初，也同步啟動了包括“條例”在內的配套法規的修訂，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反對等原因，至今沒有完成。當《物權法》不足以保衛公民私產時，類似被拆遷人以燃燒瓶對抗外來的非法侵犯的激憤之舉，也就難以避免。

　　央視將《物權法》比喻為“一個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彈”，形象地說明了它的無力。其實，以明確所有權的《物權法》，并非可以當然擔負起拆遷糾紛終結者的角色。一個基本的判斷依據在于，早在《物權法》之前，憲法就已經確認了國家保護公民合法的私有財產，但片面強化拆遷者的行政強權的“條例”，依然在現實中弱化甚至架空了被拆遷者的私權。

　　拆遷糾紛的癥結正在于此：私產不但應受憲法和法律文本的保障，這些憲法和法律原則更應被行政法規貫徹。一個是現實中處于絕對優勢地位且有強制力保障的公權，一個是空有憲法文本保障但失卻具體保障措施的私權，如何能達成平衡與和諧？于制度上追根溯源，首當其沖的就是“條例”的合憲性與合法性問題。

　　要解決拆遷糾紛，就必須正視拆遷中的巨大地方利益。為此，《物權法》急需裝上“引信”，這個“引信”就是“條例”的修訂。

　　□王琳(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