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建設的“前線指揮官”

　　1988年，谷牧從中央書記處書記(1980年任職)、國務院副總理的崗位上退下來，雖然擔任了一屆政協副主席，但因其行事低調，基本上淡出媒體視野。但是，在紀念改革開放20周年、30周年之時，谷牧仍然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巨大存在，他的貢獻常常見諸媒體。

　　粉碎“四人幫”以后，橫向的比較使人們發現，我們經過了三十多年的奮斗，“趕超英美”不僅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號上，甚至比人家落得更遠。與我們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也遠遠地把我們甩在身后。這種巨大的反差，促使中央高層睜開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1978年的“兩報一刊” 元旦社論：《光明的中國》，把發展速度問題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指出：“建設的速度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再一次沖擊了國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兼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主任的副總理谷牧就領風氣之先，于1978年5月12日，率中央派出到西歐考察的第一支隊伍抵達法國。這是谷牧第一次出國。6月6日，考察結束，谷牧回國，與考察團成員合力撰寫提交給中央的考察報告。“我們應當把歐洲當作爭取第二世界的一個重點地區，進一步加強工作。”谷牧提出：為了更大規模地引進國外技術設備，要有靈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貿體制上，應給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權力；必須進行科技為主導的工業革命；加強技術交流，盡可能多派留學生到國外學習。

　　幾乎與此同時，受谷牧委托的港澳考察團和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考察團也提出了報告。學西歐的科技，引港澳的資金，參考南斯拉夫計劃與市場并行的經濟體制。三路人馬，三份報告，奠定了改革開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雛形。

　　此后，改革開放中的幾個第一，都與谷牧聯系在一起。1979年9月，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開放后的第一筆外國政府貸款，他成為日后大規模利用國外貸款的先行者。隨后，由谷牧主持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問世，這是中國第一部利用外資的法律，吸收外商資金從此有了法律保障。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讓廣東“先行一步”的呼聲獲得中央的認可。5月14日，谷牧親赴廣東、福建兩省。二十多天的調研結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區政策的輪廓：經濟計劃以省為主；賦予這兩省較多的機動權；財政上劃分收支，新增收益較多地留給地方；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各劃出一定區域辦出口特區，優惠稅率，吸引外資，發展出口商品的生產。時至今日，“特區”政策雖經過多次調整，但谷牧所勾勒的框架內核卻從未改變。

　　關于谷牧在改革開放前10年的更多的作為，有他的回憶錄和媒體的文章為證，不需過多著墨。讓我們感興趣的是，谷牧是如何有10年之功的。

　　劉會遠談到谷牧在改革開放中的作用時，說過一段非常耐人思索的話：“黨內有一股綿延不絕、不斷壯大的堅持常識和理性的力量，而且這批人之間的溝通是非常默契的。讓我們做一個設想，改革開放初期，如果不是谷牧負責對外開放的工作，歷史的發展可能不是現在這樣的進程和局面。比如谷牧陪袁庚向李先念同志匯報蛇口辦工業區的事情，正是因為在長期工作中谷牧與李先念形成的共識和信任，先念同志痛快地支持了招商局辦蛇口工業區的想法。再比如，當時向陳云同志匯報是很重要的一個關口，谷牧同志正是從常識和理性等與陳云同志有共同語言的地方說起，使匯報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人們只要稍稍對改革開放三十年歷史有所了解，就明白為什么劉會遠專門提到這一點，而且專門提到李先念和陳云這兩個人。

　　中國改革開放前10年時間，對以意識形態立國的中國來說，改革開放最大的阻力，不是來自實踐——從包產到戶開始，到特區的建立，再到私營企業的發展，實踐已經證明這條路子是對的——而是來自于一些人固有的、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指導的毛時代的觀念。從意識形態上拷問改革是“姓資姓社”，使得改革開放與數次大的爭論相伴隨。廟堂之高，江湖以遠，上上下下都被卷入。躋身其間的谷牧，是如何在這種爭論中前行？

　　知父莫若子，劉會遠從谷牧身上理出“常識與理性、中庸之道”這一條線，可謂恰如其分。谷牧在對外開放和特區建設中的巨大作用，就在于他的“中庸之道”所結緣的良好的人際關系；而劉會遠所言的“常識和理性”，則體現了他在中庸之外的原則性。

　　懷念谷牧，讓我們得以重溫一介書生報國的人生軌跡，以及改革開放開啟初期的激情。谷牧身后，盡管改革開放已經走過30年了，但當年他十年事功所面臨的困擾依然存在。“身后是非誰管得”？顯然非這位為中國革命和建設貢獻畢生的老人所愿。或許，悼念他的意義在于，記住這位慈祥老人的“常識和理性”，我們就會勇于在爭論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