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變話”的細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一些政府部門正在努力從傳統管制型政府過渡到服務型政府，使官民關系由過去的“命令與服從”型開始轉向可商議、有妥協的互動模式。

　　不久前，江蘇省睢寧縣發布《關于會議講話強制終止制度的意見》，對流行于會場上的“正確的廢話”說不。這是該縣發起行政語言和行政行為改革開始后，第五次出臺相關紅頭文件。此外，當地還對干部提出了包括“誰說的你找誰”、“你愿意上哪兒告，就上哪兒告”等在內的63句禁忌語言。(據《中國青年報》報道)

　　總結近年來的中國變化，話語體系的變化早已讓人眼熱心動。相較社會話語、網絡話語變化之一日千里、萬千氣象，一些落后于時代的某些官方話語雖然變化緩慢，但畢竟變化已經開始。

　　舉例說，時隔20年后再次出版的《黨的建設辭典》刪除了“修正主義”等活躍于特殊年代的革命話語。同樣，今年8月份云南省陸良縣發生一起警民沖突時，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發出緊急通知，要求新聞媒體在報道突發公共事件時，禁用“刁民”“惡勢力”等稱謂，不得隨意給群眾貼“不明真相”“別有用心”“一小撮”等標簽，此項改革同樣贏得了社會的掌聲。顯而易見，這一“變話”細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一些政府部門正在努力從傳統管制型政府過渡到服務型政府，使官民關系由過去的“命令與服從”型開始轉向可商議、有妥協的互動模式。

　　具體到當今會場，網上那句著名的順口溜———“開會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工作沒有不扎實的……”———可作印證。對此，許多官員也坦承這些“官話、套話、大話、廢話”疏遠了官民之間的距離。從政治傳播的效果來說，上述“四話”在政治說服與解決問題方面更是適得其反。

　　以人們的日常經驗，常見又近乎相悖的是，某些干部在酒桌上或者其他私下場合妙語連珠，而在主席臺上講起話來竟是毫無生趣。更無生趣的是，那些在臺下聽得厭倦的官員，一旦走到主席臺上、麥克風前，同樣熱衷于發讓人昏昏欲睡之言。面對這樣一種讓人實在不敢恭維的會場文化，改革自是遲早的事，區別只在于哪個地方先試水。

　　盡管睢寧改革雖只是順應常識，順應人之本性，但仍不失為一股清新之風。只是，每一項改革，在其推進的過程中，又都少不了遇到慣性和阻力。慣性既來自弊端的日積月累，更來自人們的心理上的怠惰與被動適應。積弊久而久之，便會將此弊端物化為環境的一部分，日日“順其不自然”，即使人們對其有所察覺也沒有改變它的動力。至于阻力，則來自利益的盤根錯節，改革觸動的利益越大，阻力也就越大。

　　事實上，從2008年開始，睢寧便已經發起了行政語言和行政行為改革，文件也下了一個又一個。之所以未能像其他某些動員，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許多官員仍認為———正如睢寧縣委書記王天琦所批評的那樣———“講套話、廢話沒有風險”。

　　“講套話、廢話沒有風險”，反過來聽就是“不講套話、廢話，就有風險”。為什么？為什么至今有那么多官員是愿意將講套話、廢話與官話作為自己仕途上的護身符，顯然不只是官員素質問題所能解釋。

　　會場是一面鏡子，它可以照見一個時代有著怎樣的精神風貌，是積極向上，還是隨波逐流。在追求政治文明的今天，每位公民都知道，會場上最動人的不是什么豪言壯語，而是直面問題、誠懇面對聽眾的每一句真話。倘使官員只知講一些空話、廢話，其結果必然是既浪費納稅人的錢財、也浪費官員自己與聽眾的生命，原本需要討論的問題沒有得到認真討論，原本需要解決的問題得不到真正解決。 □秦關(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