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釣魚式”執法一波未平,廣州又添了新例。前日,本報以“釣魚執法驚現廣州版”為題進行了披露,執法手法驚人地相似；同樣相似的是,上海那里經過“全面核查”之后鄭重對外宣布:自己“取證手段并無不當”；廣州這里似乎受此啟發,一位工作人員直接了當告訴被“釣”車主:“你是不是傻的,你這幾天有沒有看報紙啊,釣魚你懂不懂?”赤裸裸,毫不隱諱。對一些造成嚴重后果的丑惡事件,國人習慣于說出發點是良好的,然而對“釣魚式”執法,人們普遍譴責其動機的卑劣。

　　“釣魚式”執法,顧名思義,就是先派人充當誘餌,行誘惑之能事；有人上鉤了,執法人員再出來“抓現行”。“釣魚式”執法因上海而聲名大噪且聲名狼藉,但發明的專利顯然不是他們。翻開歷史一看,古人就玩過這手。唐朝就有過一次“釣魚式”執法,整治的自然不是非法營運,然動機比這要堂正得多:反腐敗。那是唐太宗李世民時發生的事情,載于《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九十二。太宗“患吏多賕,密使左右試賂之”。就是說,當時貪污腐敗成風,大抵官場各色人等又都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樣,想打擊卻找不到下手的對象,就想到了出陰招兒。果然很快就有人上鉤,“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唐初賦役制度實行的是租庸調制,交糧食叫“租”,每丁每年服役若干天叫“庸”,交絹或布叫“調”。租、庸、調缺一不可,則“受絹”與受賄也就沒什么兩樣。司門令史是個什么角色呢?胡三省注曰:“司門郎,屬刑部,掌天下門關出入往來之藉賦而審其政,有令史六人。”確是“吏”的角色,還談不上“官”。

　　釣到了魚,今天打擊非法營運,處理結果自然是扣車、罰款,罰巨款,車主段先鋒被告知要花3萬到5萬贖車,他很心痛。對比當年,其實算輕的,彼時是“上欲殺之”,砍腦袋。當此危機關頭,民部尚書裴矩站出來說話了:“為吏受賕,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陷人于法,裴矩點到了“釣魚式”執法的要害。晉代翟莊年輕時“以弋釣為事”,后來只釣魚,不打獵。人家問他:“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翟莊回答說,不一樣,“獵自我,釣自物”。一下子還不能兩樣都立刻收手,“故先節其甚者”；重要的是,被釣的魚屬于“貪餌吞鉤,豈我哉!”這樣說是有一定道理的,然移之于社會層面則不然,執法所要達到的目的更在于要像孔夫子所倡導的“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應該是“知恥則無刑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而“釣魚式執法”的可惡之處,正在于為釣而釣,為罰款而釣,逐末而忘本,甚至以卑劣為自得。

　　裴矩諫后,李世民很高興,召集文武五品以上官員開會,告訴他們說:“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倘每事皆然,何憂不治!”從教訓中深刻反思,是李世民最可寶貴的一面。可怪的是,如今“釣魚式”執法涉及的方方面面包括其上級,面對千夫所指全無反思的意味。即便不是每事皆然,“何憂”也已轉化為“堪憂”了。潮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