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單車”

　　1978年，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提出了 “讓一部分城市先富起來”的理論。會上，鄧小平一口氣列出十多個城市，第一個“城市”就是深圳。

　　這是“深圳”第一次為外界所知，此前，深圳只是寶安縣的一個鎮。

　　羅芳村的姚家浩是從廣播里聽到鄧小平的這番講話的，當年38歲的他隱隱感覺到，深圳要發生大變化了。

　　姚家浩的預感很快被證實，此后不到一個月，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1979年3月5日，寶安正式改名為深圳市，一年后，深圳經濟特區宣告成立。

　　改革開放帶來的第一個變化是，昔日由集體掌管的農田被分到了每家每戶，姚家浩和村民們將分到的農田全都種了蔬菜。

　　當時的政策不僅包括分田到戶，還允許村民們將收割下來的蔬菜運到河對岸的香港賣。姚家浩說，深圳這邊幾毛錢一斤的蔬菜，在香港能賣上二十來元港幣一斤。第一茬小白菜上市，他就成了萬元戶。

　　除了賣菜，姚家浩的副業是到羅湖橋邊踩單車帶港商。因為沒有公共汽車，香港人從羅湖橋上過來，不論是多大的富豪，只能坐在自行車的后架上，顛簸前行。這種交通工具，深圳人叫做“踩單車”。

　　第一個來羅芳村投資的香港老板王良基就是姚家浩用單車從羅湖橋接來的。1985年，羅芳村建成3000平米廠房，王良基應邀來投資，建成了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良基手袋廠。

　　直到去年，這家經營了23年的手袋廠因為訂單減少，最終倒閉了。但它的身后已豎起了幾百家企業。

　　與王良基一樣，世界500強企業代表，百事可樂駐香港業務主管李文富，也是早期跨過羅湖橋來深圳投資的港商之一。

　　1979年9月，在中國決定設立深圳特區僅僅一個月后，李文富就給深圳市政府寫了一封信，表達了要來投資的意愿。整整一年，李文富奔波于深港兩地談判、看場地，直至1981年正式簽約，雙方合作建起了深圳市飲樂汽水廠。

　　李文富自己騎單車，有時還把百事可樂的樣品放在后架上帶過來，被譽為用自行車把世界500強馱過羅湖橋的人。

　　老羅湖橋的暮年

　　1992年6月18日深圳出臺《農村城市化暫行規定》，深圳的農民一夜間變成了城市居民。1995年，深圳市建設污水處理廠，羅芳村300多畝地全部被征用。姚家浩徹底告別種菜生活。

　　1995年，64歲的姚伯從新羅湖橋回到了羅芳村，在老宅基地上建起了樓房，此后，定期過河來收租喝茶成了他退休后的主要工作。

　　1985年，深圳市政府在老羅湖橋東邊新建起一座寬50余米的雙層水泥大橋，同時又在橋頭建起了一座高12層的聯檢大樓，也就是現在的羅湖口岸聯檢大樓。

　　“出入‘耕作口’的人越來越少。”2009年9月16日，距離羅湖口岸不遠的筍崗邊檢站值勤點，隊長黎曉靖的話有點失落。

　　“這兒可是最老的羅湖橋。”黎曉靖指了指腳下，他已在橋頭看守了7個年頭，此前，他在羅湖邊檢站當了10年的檢查員。“羅湖海關的聯檢大樓建成后，老羅湖橋就成了當地村民的過境耕作口。”

　　不僅羅湖橋發生了變化，從最初的解放軍到公安邊防再到武警，再由武警改為警察編制，看守羅湖口岸的部隊已經變換了許多次。

　　“我來的時候還是公安邊防部隊，如今已換了好幾套制服。站崗時的配槍也由步槍改為手槍了。”黎曉靖說。1997年香港回歸之后，邊檢站值班人員由全部由武警改為警察編制，“讓荷槍實彈的部隊走來走去，氣氛多緊張。”

　　老羅湖橋上午有6個人值班，下午班只有2個人，而出入境耕作的農民則更少，多時七八個，少的時候只有兩個人，距耕作口幾米之隔的羅湖海關聯檢大樓，日均進出境旅客已25萬人次，單日數量最高紀錄達39.6萬人次，是亞洲最大旅客和行李檢查口岸。

　　常年進出的都是附近幾個村的村民，黎曉靖說，他都能叫出他們每個人的名字來。

　　“實際上大部分是過去打工和購物。”黎曉靖說，“現在很多人都沒有地了，要么租給別人種地，要么就荒著。等早上出去的那兩個人回來，我就可以回家了。”

　　河對岸的香港村莊，舊瓦房、水泥房、鐵皮房面貌如昨，依舊過著日升而作，日落而歸的田園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