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海峰處長對中國城市規劃的公眾參與狀況進行了評析。他認為，中國還處在一個“無參與”和少量的“傳統式協商”的階段，雖然許多地方對規劃項目開展了“公示”、“展覽”、調查問卷等形式的公眾參與，但都是象征性的，很少有決策性參與的案例出現。

　　而在城市規劃公眾參與開展較好的西方發達國家，公眾教育就包括多種形式：規劃展覽、公眾會議、專題討論會、出版宣傳冊、家庭接待日、公眾咨詢會、聽證會、電視專題、互聯網站等。例如英國的城市規劃專業網站Planning Portal 上就包含了規劃法規、概念解釋、常見問題解答等十分豐富的公眾教育內容。

　　邢海峰認為，目前我國城市規劃的公眾參與基本上處在“事后參與”、“被動參與”的初級狀態，規劃制定過程中群眾參與很少，或者僅有極少數的專家參與了制定過程。導致出現問題后，群眾為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而上訪告狀的“被迫參與”。

　　2008年1月1日，新的《城鄉規劃法》開始實施，首次使公眾參與城市規劃有了法律保障。該法規定，修改控制性詳細規劃，組織編制機關必須征求規劃地段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對修改必要性進行論證。同時規定，確需修改經依法審定的修建性詳細規劃及建設工程設計方案的總平面圖時，應當采取聽證會等形式，聽取利害關系人的意見。

　　而新的《城市規劃編制辦法》更是強調了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編制的權利。比如采取公示、征詢等方式，充分聽取利害關系人的意見，公布意見采納結果；規劃調整方案應當向社會公開，聽取有關單位和公眾的意見，并將有關意見的采納結果公示。

　　“這些修改，可以看出法律已經開始逐步實化公民參與城市規劃的權利。制度性的保證，可以使公眾參與從虛假走向真實，從形式返歸實質，而這正是我國公民參與之路前進的方向。”蔡定劍說。

　　中國式的公眾參與該如何推廣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展江認為，中國的公眾參與有自己的特點，公眾參與需要多種合力作用才有效，媒體在其中起著關鍵性的傳動作用。參與的發生，往往通過某個學者或公民發起，律師或權威專家支持，各種媒體或網絡進行報道，從而引起政府重視。因此，展江認為，我國的公眾參與也可以說是“ 媒介驅動型”的，沒有媒體對民意的放大，當下許多問題難以引起官方重視和產生改革結果。

　　據介紹，我國城市規劃也越來越注重公眾參與，北京、青島和深圳等地已經有很多成熟經驗。

　　北京自2007年8月3日起，在各城區街道辦事處開展了《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詳細規劃》，歷時15個工作日。其間，共接待來訪群眾2500余人次，收集反饋意見表470余份。

　　在青島等一些地方，也以設立規劃展示館、在新聞媒體公布規劃等方式，開展了在編制規劃過程中聽取各方面單位和市民意見的工作。

　　深圳的城市規劃公眾參與，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做法和經驗，水徑社區制定“法定圖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水徑地區位于深圳市龍崗區布吉街道西部，大部分建筑為城中村，聚集了大量的私人企業和廉價出租屋。深圳市擬在此地區建立一個客運樞紐站。為了進一步明確水徑地區的城市功能，使其與客運樞紐同步發展，深圳市規劃局將此片區作為2008年法定圖則大會戰第一批啟動項目，進行編制。

　　在水徑圖則編制的過程中，公眾一直參與其中。在編制前的調研階段，就采取了問卷、座談會、咨詢活動來暴露存在的問題，反映規劃意愿；在編制中的公示階段，采用了問卷和意見箱的方式，讓公眾了解圖則內容，發現方案缺點。并且在圖則編制的全過程中，有郵寄、熱線、傳真、網站、電郵的共享平臺。

　　對于公眾的建議和意見，規劃部門分為采納、部分采納和不采納3類處理辦法，對每一條意見進行整理分類研究，與法定圖則草案一起上報城市規劃委員會決定。市規劃委員會對收集的公眾意見進行審議，經審議決定予以采納的，市規劃部門將根據公眾的意見對法定圖則草案進行修改。

　　但是，這些項目參與仍帶有隨意性，沒有成為法定的必經程序；同時，參與的方法還是調查、咨詢、展示、走訪等簡單的方式，與國外公眾參與的深度和廣度還有很大差距。但專家們認為，這開了一個好頭。(本報記者 王俊秀 實習生 繆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