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酒后駕車成為輿論焦點。在公眾的關注中，加大對酒后駕車行為的司法打擊力度，幾乎成為一致的聲音：有要求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醉酒駕車肇事者的；有要求修改刑法，把醉酒駕車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罪”，甚至南京市還超越上位法，打算在地方法規中將醉酒駕車列入終生禁駕的。這些呼聲和做法都基于一個理由：交通違法現象之所以屢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違法成本太低。

　　坦率地說，筆者對嚴刑峻法能否根除酒后駕車是持懷疑態度的。在成都孫偉銘醉酒駕車被一審判死刑后沒幾天，就發生了魏志剛酒后駕車撞死馬芳芳案，以及張喜軍無照醉酒駕車造成2死7傷案。這些事實證明，孫偉銘的死刑并沒有嚇住魏志剛、張喜軍們。

　　同樣，筆者對僅靠交警加大巡查力度就能查禁酒駕、醉駕也持懷疑態度(且不說他們能不能做到時時、處處的查禁)。因為根據公安部交管局統計，今年2月20日、3月5日、3月20日的20時至22時，公安部先后組織3次針對酒后駕駛違法行為的全國集中統一整治行動，僅在2月20日當天，就查處酒后駕駛1.2萬多起，拘留違法駕駛人3000多人。但隨后仍發生了上述諸多因酒后駕車引發的慘案。

　　歷史的經驗早已證明，對待各種形式的違法犯罪，法律的制裁效果是有限的，否則就不會有“綜合治理”的做法了。治理酒后駕車行為也一樣，也應打組合拳。首先應加強關于文明駕車、文明行路的宣傳，既然酒駕是與“酒文化”有關的陋習，用現代文明理念與之相對抗順理成章。其次，不妨建立公務員酒后駕車的辭退制度。打到痛處的拳不一定太重，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對公務員來說，將酒駕情況“一律抄送同級紀檢監察部門”或許比肇事后面臨死刑更現實。當然，對那些自由擇業的，尤其是如張明寶們的企業主，什么精神文明，什么抄告單位，甚至罰款都無所謂。但如果把他們的這種違法行為與車輛的保險費率掛鉤，與銀行的誠信掛鉤，讓他們貸款難、投保貴、生意難做，恐怕同樣比讓他們面臨死刑更現實，也更重要。

　　因此，社會各界是不是也應該擔起自己的責任？畢竟，沒有齊抓共管，組合拳是打不出來的。所以，千萬不要低估公安部交管局關于治酒駕加強源頭管理5條措施中，關于將酒后駕車行為與各種考核掛鉤的“考慮”，以及對銀行“將其計入個人信用記錄”的呼吁。這決不是無關痛癢的舉措，更不是推卸責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