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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分裂分子的自我包裝和分裂人格

　　在聽到《國際先驅導報》“來自中國”的采訪申請后，墨爾本電影節組委會斷然拒絕任何形式的對話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丁揚發自北京 7月5日，烏魯木齊百余無辜生命喪生于被煽動與操縱的暴行；20天后的太平洋南岸，一部名為《愛的10個條件》的紀錄片將在墨爾本首映——一個是滔天罪行，另一個是愛的標榜，兩個事件的中心相去萬里，但主角竟然都是這個叫熱比婭的女人。

　　在許多場合，熱比婭都曾熱切訴說自己有多么愛“子民”，但是很顯然，在無辜者傷痛未愈時，她已經迫不及待地投身西方媒體的懷抱，開始了借電影乃至文化外衣上位的“作秀狂歡”。

　　7 月21日，墨爾本電影節一名工作人員向《國際先驅導報》透露，紀錄片《愛的10個條件》仍將按照原計劃于26日下午7點在墨爾本電影節舉行首映式，而8月 8日的專場放映后，熱比婭將“帶著問題與答案”出現在電影節上，繼續宣揚她與那個“被遺忘的國家之間的感人故事”。

　　劊子手也要談“愛”

　　在西方網站上，紀錄片《愛的10個條件》被巧妙地包裝為一部關于“家庭”的紀錄片：“這是一個關于一個女人、一個男人、一個家庭、一個族群和一個國家的故事，我想講述一個女人坎坷的一生，以及她為了自己的子民所付出的代價。”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墨爾本頻道專訪時，制片人約翰·劉易斯“盛贊” 該片的一段話被廣泛引用。

　　而在YouTube上，這部電影的預告片數日前已經出現。“盡管長度只有2分鐘，但看得出來，這部紀錄片經過了十分巧妙的包裝，雪山、駝群、大漠、孤煙，在空曠的音樂里，一直以來為西方人所迷戀的東方神秘色彩被展現得淋漓盡致。而熱比婭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簡直被夸張成了一個神。”這是身在法國的留學生王洋看了視頻后的感受。“視頻下面甚至有土耳其人留言說，要在墨爾本電影節那天專程到場，為熱比婭捧場。”王洋告訴《國際先驅導報》。

　　很顯然，對于分裂分子而言，這次所謂的電影首映，實際上是他們在澳大利亞的一次集會與亮相——諷刺的是，在此前拒絕中國駐墨爾本使館撤映該片的要求時，電影節負責人理查德·穆爾口口聲聲宣揚的，恰是電影在政治面前所應保持的“藝術獨立性”。事實證明，墨爾本電影節唯一所不能保持的，恰是它的獨立性——特殊語境下，該電影節所發出的只是利己的辯護而已。

　　面對本報記者，組委會閃爍其詞

　　7月20日和21日，《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先后數次撥通墨爾本電影節組委會的電話，試圖對電影節負責人理查德·穆爾和《愛的10個條件》制片人約翰·劉易斯進行采訪，但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推諉和拒絕。

　　20 日，一名叫安吉拉的工作人員表示，在不提供私人信息的前提下將幫助我們聯系理查德·穆爾。安吉拉在電話中告訴《國際先驅導報》，理查德·穆爾正在審片，但她會盡快幫助轉發郵件并敦促這一采訪得以順利進行。但是半個小時后，記者再次打通電話時，安吉拉的態度卻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她只是不斷重復理查德·穆爾很忙，“不方便接受采訪”。至于制片人約翰·劉易斯，更是在聽到“中國媒體”時斷然拒絕任何形式的對話。

　　第二天，墨爾本電影節組委會的警惕性明顯提高。在《國際先驅導報》記者不下10通電話的“轟炸”下，一個男工作人員明確表示，采訪要求不可能實現。

　　分裂分子借文化外衣上位

　　熱比婭舉起右手，看了一下天，說，“現在是晚上，我們穆斯林的規矩，晚上說的話和命相關。我以命發誓，互相殘殺的事情和人，我絕對永遠反對。”

　　這段于2005年拍攝于新疆某女子監獄的視頻曾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在赴美“保外就醫”前，穿著灰色囚服的熱比婭雖然講話不太利索，但意思很清楚，以命發誓不搞分裂。如今她走上的卻恰恰是制造分裂之路，同時還在用電影粉飾著所謂的“愛”。這一點，和十四世達賴的伎倆如出一轍。

　　過去十年，西方電影曾掀起一股“達賴熱”，帶著各種目的的導演們紛紛將達賴塑造成一個善良而無助的弱者、一個具有高度權威性的精神領袖。2006年美國出品的紀錄片《達賴喇嘛十問》和《達賴喇嘛復興之路》，都在“普世價值”中蘊含特殊的政治映射；1993年出品的美國故事片《小活佛》，借達賴幼年的生活赤裸裸地為“獨立”思想辯護；1997年的美國故事片《西藏七年》，則錯誤連篇地講述涉及西藏和平解放的內容。

　　值得一提的是，熱比婭出版的自傳《搏龍斗士》一書，作序者正是達賴喇嘛。

　　針對熱比婭計劃在墨爾本電影節上博出位的舉動，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國際問題專家余萬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墨爾本電影節盡管不能代表澳大利亞政府的聲音，但也說明在西方社會長期存在敵視中國的力量，中國也應該針對這種所謂的民間標準發出自己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