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背景：最近山西大同大學的教職工們迎來了十年一遇的集資分房的好事，但由于僧多粥少，為分房明爭暗斗的事也悄悄地在網上流傳開來。多個網站流傳該校有60多對教工夫婦為了分兩套房，突擊“假離婚”。而校方已證實并公布了15對離婚者的信息。(據7月14日《廣州日報》)

　　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在同一所學校里，出現如此密集的婚變，怎么看都不是正常現象。通過離婚獲得分房、生育、拆遷補償等利益的報道，早已是屢見不鮮。這樣的丑劇一再上演，不但折射出利益相關人的道德缺失，更暴露了相關法規制度存在明顯的漏洞。

　　市場經濟中人人都是市場理性人，都想謀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望房興嘆”的今天，面對集資建房的福利，如果能多分到一套房子，其獲得的市場差價可能相當于半輩子的積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簡單地用道德和誠信去評價假離婚者，因為這并不證明這些教工的素質比其他人低劣。

　　對于大同大學出現的“分房拆婚”現象，我們需要更多地從法規制度的層面找原因。如果學校事前作過充分調研，在確定分房方案時讓假離婚者無機可乘，無利可圖，甚至得不償失，想來也不會有那么多人爭相離婚。

　　一個道德良好的社會，必是一個法規健全的社會，反之亦然。法律制度是桶，人的道德是水，“水桶理論”同樣適用于法規和道德，一旦某一塊木板短缺，里面的水就會從這里漏掉。這是人的本能使然，而彌補它的方法，惟有提高法規制度的“高度”這一條路——這是大同大學“分房拆婚”現象給我們帶來的更為深層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