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血腥的東西總讓人驚悚。近段大的事件就不說了，單說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的“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弒師案”。去年10月28日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程春明在上課時被學生付成勵砍成重傷死亡。該案于7月6日上午開庭審理，付成勵稱殺害程春明的原因有兩點，一是他在有妻子的情況下與自己的女友發生關系，要報復；二是殺一儆百。法庭上的付成勵態度非常強硬，他承認自己殺人但否認犯罪，認為程春明的行為不配為人師，該殺。(《廣州日報》7月7日)

　　付成勵應該為其行為承擔什么樣的后果，相信審判機關會有公正的判決。我所驚詫的是，作為政法大學學生的付成勵，在案發后表現出的這種暴戾態度，和崇尚以暴力解決問題的價值取向。新聞中說，付成勵父母曾申請對兒子進行精神病鑒定，結果為正常，這就更值得深思了。

　　此案初起時，因媒體報道的與性有關的“潛規則”，付成勵一度引得了一些同情。而現在據付的女友在司法機關所作的證言，她與程春明發生性關系出于自愿，新聞中說這對此案的最后判決將有一定影響。其實，是“自愿”還是“潛規則”，都無法改變付成勵行為的性質。難道是“潛規則”，你就可以隨便殺人了嗎？更何況，程春明和付的女友，本來都是具有完全民事、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

　　從付成勵的言論中可以清楚看出其行動邏輯：先從主觀上認定對方“該殺”，為自己尋找暴力的合理性，然后再心安理得地實施暴力。這實際上也是那些贊賞暴力的人的共同邏輯。這樣的邏輯不被文明社會所接受是一望即知的：如果誰都可以制定“該殺”的標準，誰都可以在一種想當然的行使正義的激情中殺人，那還成其為什么社會？

　　在一個文明的社會里，除了反抗暴力侵害的合法防衛，其他任何形式的暴力都不可接受，不論這種暴力來自何方，指向哪里。我們通常容易犯的一種錯誤就是，總難免對弱者指向強者的暴力表示同情，梁山好漢的快意恩仇至今還讓中國人迷醉就是證明。但是我們切莫忘記，無數事實已經昭示，如果不對暴力進行約束，如果一時因為暴力是指向我們平素很不喜歡的東西，而對其稍稍寬縱一些，那暴力就極有可能肆虐無忌，用暴力解決問題就會成為“流行病”，并最終傷害到我們自己。

　　生活中都有激憤不可抑制的時候，于是“該殺”、“該死”成為口頭禪，但現實是，雖然口稱“該殺”，許多人并未邁出實施暴力的最后一步。原因在于，理性的人總能權衡利害得失，而且不難找到發泄激憤、表達訴求的和平渠道與方式。這一點告訴我們，要想使社會不致陷入乖張暴戾，除了讓法律成為公眾的真正信仰，就必須全力保障人們發泄激憤、表達訴求的和平渠道暢通無阻。

　　黃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