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28日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程春明在上課時被學生付成勵砍成重傷死亡。該案于7月6日上午開庭審理，付成勵稱殺害程春明的原因有兩點，一是他在有妻子的情況下與自己的女友發生關系，要報復，二是殺一儆百。法庭上的付成勵態度非常強硬，他承認自己殺人但否認犯罪，認為程春明的行為不配為人師，該殺。(7月7日《廣州日報》)

　　付成勵應該為其行為承擔什么樣的后果，相信審判機關會有公正的判決。我所驚異的，是作為政法大學學生的付成勵，在案發后表現出的這種暴戾的態度和崇尚以暴力解決問題的價值取向。新聞中說，付成勵父母曾申請對兒子進行精神病鑒定，結果為正常，這就更值得深思了。

　　此案初起時，因媒體報道的與性有關的“潛規則”，付成勵一度引得了一些同情，而現在據付的女友在司法機關所作的證言，她與程春明發生性關系出于“自愿”，新聞中說這對此案的最后判決將有一定影響。其實，是“自愿”還是“潛規則”，都無法改變付成勵行為的性質。難道是“潛規則”，你就可以隨便殺人了嗎？更何況，程春明和付的女友本來都是具有完全民事、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

　　從付成勵的言論中可以清楚看出其行動邏輯：先從主觀上認定對方“該殺”，為自己尋找暴力的合理性，然后再心安理得地實施暴力。這實際上也是那些贊賞暴力的人們的共同邏輯。這樣的邏輯不會見容于文明社會是一望即知的：如果誰都可以制定“該殺”的標準，誰都可以在一種想當然的行使正義的激情中殺人，那還成其為什么社會？

　　在一個文明的社會里，除了反抗暴力侵害的合法防衛，其他任何形式的暴力都不可接受，不論這種暴力來自何方，指向哪里。我們通常容易犯的一種錯誤就是，總難免對弱者指向強者的暴力表示同情，梁山好漢的快意恩仇至今還中國人迷醉就是證明。但是我們切莫忘記，無數事實已經昭示，如果不對暴力進行約束，如果一時因為暴力是指向我們平素很不喜歡的東西，而對其稍稍寬縱一些，那暴力就極有可能肆虐無忌，用暴力解決問題就會成為“流行病”，并最終傷害到我們自己。

　　生活中都有激憤不可抑制的時候，于是“該殺”、“該死”成為口頭禪，但現實是，雖然口稱“該殺”，許多人并未邁出實施暴力的最后一步。原因在于，理性的人總能權衡利害得失，而且不難找到發泄激憤、表達訴求的和平渠道與方式。這一點告訴我們，要想使社會不致陷入乖張暴戾，除了讓法律成為公眾的真正信仰，就必須全力保障人們發泄激憤、表達訴求的和平渠道暢通無阻。 (黃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