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日，包括轟炸機、殲擊機、強擊機、空中加油機、直升機在內的17種機型132架戰機，在7分鐘內以75.637公里的空中總長度序列通過天安門上空，成為我軍閱兵史上最經典和激動人心的瞬間之一。

　　其中，第七梯隊長機就是鄭群良，時任空軍某師師長。他所率領的新型國產先進戰斗機梯隊由兩種機型、24架飛機組成，長達7公里，是整個空中飛行梯隊中出動飛機最多、編隊最大、也是訓練難度最大的。

　　說起建國50周年那次閱兵的往事，鄭群良仍然激情澎湃，難以自抑。

　　在他的講述里，那些不為人知的故事一一從時間深處浮現。

　　他索性把氣象表扔進廢紙簍

　　鄭群良說，閱兵前幾天，氣象部門送來一周氣象預報，他卻扔進廢紙簍。不是不相信氣象臺，而是做好遭遇最惡劣氣象的準備。

　　氣象條件對飛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不能選擇。飛行員能選擇的，是平時全力以赴訓練，是無論遇到什么險情，都要把國家和人民利益高舉頭頂。

　　據統計，從1960年至1998年，10月1日這一天，北京只有30%的可飛天氣。1999年9月30日，大閱兵前最后一天下午，突然下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鄭群良幾乎一夜未睡，直到后半夜雨終于停了，他長舒了一口氣。

　　10月1日6時，遵化機場云底高800米，大家都很高興，感到云下集合沒有問題。沒想到，8時，偵察氣象的飛機卻又傳來消息：云底高350米，云頂高2500米，云下能見度不足3公里。

　　望著北邊山頂翻卷而來的低云，大家表情凝重，沒有一個人說話。

　　事先，空中梯隊指揮部已明確第七梯隊的4套出動預案：第一套，云底高1500米，能見度大于4公里，24機全部出動；第二套，云底高1000米，能見度大于4公里，16機出動；第三套，云底高600米，能見度大于3公里，4機出動；第四套，云底高300米，梯隊長機出動。

　　按照此時的氣象條件，只能由鄭群良一個人出動。選擇后三套方案都將是巨大的遺憾，但選擇第一套方案則意味著很大的風險，如有閃失，“那我就是千古罪人！”

　　休息室里只有鄭群良一個人，起飛時間在一秒一秒逼近。

　　9時前，他必須上報最后的決心。此時，作為梯隊長機，鄭群良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一年來的艱苦訓練，使他對梯隊的技術水平和心理素質很有底數，加上全體飛行員士氣高漲，紛紛要求全體出動，越來越堅定了他的信心。

　　終于，他果斷地下達最后的命令：“全體梯隊出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