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日報》報道：鑒于近日廣州“六亂”問題反彈嚴重，常務副市長蘇澤群專門到市城管局調研。針對暴力抗法抬頭，蘇澤群要求城管隊伍堅持文明執法而不是靠棍棒執法，原話如下：“城管要用心去執法，不要蠻勁去執法，要想辦法去執法，要不戰而屈人之兵”。

　　蘇副市長的用意顯然是好的，然而該新聞被一些網站轉載后，網友回帖卻很負面。思來想去，毛病大抵出在“不戰而屈人之兵”這句話上。

　　人們對“不戰而屈人之兵”并不陌生，因為它出自舉世聞名的《孫子兵法》。戰而屈人之兵，需要的是一種戰斗的勇氣和必勝的信心；不戰而屈人之兵，需要的更多是智謀和陰招，而不是理解、疏導以及常說的“思想政治工作”。兩國交惡，究竟選擇“戰而屈人之兵”還是“不戰屈人之兵”，主要是基于“成本收益”的考慮：打仗難免死人，且軍費開支巨大，而不動一兵一卒也能瓦解他國或敵軍，當然最為“劃算”。這種理念和思路一旦“移植”到今天的城管問題上，給人的聯想則不那么美好：難道是因為棍棒執法很不“劃算”，例如引起攤販反抗、導致城管隊員被打、被輿論抨擊、被上級問責等等，所以才倡導更“劃算”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由此聯想到西方管理理論的演變。從泰羅、梅奧到后來的多位現代管理大師，其理論體系的演變均基于人性假設的演變，例如“經濟人”、“社會人”、“自我實現人”、“復雜人”、“決策人”、“文化人”等等。不可小看人性假設，它是不同的管理理論賴以生成的哲學基礎。那么，城管“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提出又是基于哪一種“假設”呢？對無證攤販的人性假設肯定存在但未必明確，而角色假設卻是不言自明的，那便是：城管與攤販是一種敵我關系抑或說敵對關系。

　　廣州“城管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提出不可能是孤立的，它也許代表了多數城市乃至所有城市在城管問題上共同的困惑和尋找出路的渴望。不過，若想找到真正的良方，一定得在“假設”上正確，一定得在根兒上防止偏差和謬誤。(以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