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上午,“鄧玉嬌刺死官員案”在湖北巴東法院一審結束。法院宣判,鄧玉嬌行為屬防衛過當,且鄧屬于限制刑事責任能力,又有自首情節,所以對其免除處罰。

　　雖然圍繞著是否防衛過當仍有爭議,可畢竟鄧玉嬌終獲法律上的自由身,“鄧玉嬌案”至此或可告一段落。但這個公共事件帶給我們的思考,卻并不會隨著鄧走出法庭煙消云散。

　　圍繞鄧玉嬌刺官的罪與非罪,一直存有兩種頗為對立的觀點:以數以萬計的網民為代表的網絡民意,認為鄧是正當防衛不應負刑責,偏激一點的甚至認為鄧刺官是 “為民除害”;與這種感性色彩濃烈的觀點相比,少數法學專家、專業評論人士的另一種觀點則顯得理性十足,認為前者非理性的觀點是“闡釋的狂歡”,進而表示出對輿論影響司法公正的深切焦慮。

　　我們無法否認這樣的現實:在遍地的“娛樂會所”中,享受“異性服務”的消費者中,不少常客來自官場。《人民論壇》調查顯示,公職人員中不少人將出入娛樂場所當成工作需要。鄧貴大手中的鈔票就暗含著權力的慣性囂張與恐嚇。正是在此語境下,公眾才感同深受地站在了鄧玉嬌的身后。

　　其實對某一具體案件而言,公眾不會是非不分地袒護真的惡貫滿盈的弱者,而只是從同情傾向上,傳達出一種對弱勢者同命相憐的關注,希望弱者得到應有的司法正義。這其實也是在對強勢一方“強力通吃”的恐懼下的本能反應。

　　可見,站在純學理角度討論這個問題是沒有實質意義的。畢竟,中國的司法生態沒有書本上的那么理想化。當前語境下,有時輿論壓力對飽受行政掣肘的司法人員未嘗不是一種解脫,只要司法判斷高明而專業,民意很樂于接受。而一個個在輿論監督下得到公正處理的個案,最終能堆砌出民眾對司法的堅實信仰,也能減少對社會公平正義的焦慮,然后輿論審判自然逐漸減少。

　　李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