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占松，湖北省荊門市政協原副主席，曾任荊門市建委副主任，規劃建設局副局長、局長，建委主任等職，2008年3月因涉嫌受賄罪被湖北省檢察院立案偵查。今年2月12日，湖北省隨州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檢察機關指控，高占松在擔任上述職務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在工程建設、房產開發等方面謀利，非法收受7人24次給予的人民幣103萬余元、美金2.5萬元。

　　2月11日，高占松在隨州市看守所寫下了這份悔過書。

　　我1968年當兵，打過仗、流過血、立過功。1988年轉業回到荊門市工作，為荊門城市建設和發展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曾被評為全國優秀建委主任。如果不出事，明年60歲的我就退休了，沒想到在退休前卻失去了自由。

　　從無知青年成長為一名領導干部，又在晚年成為一名階下囚，回顧自己幾十年來走過的歷程，我沒有怨恨，只有太多的悔悟和教訓。

　　在看守所的日子里，我除了交代清楚自己的問題，還時常捫心自問，我為什么會走到今天這一步?是畢生追求的理想信念變了嗎?一想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我有時都覺得不了解自己了。

　　理想信念動搖是根本原因

　　我不僅經歷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的新時代，還經歷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政治掛帥的年代，無論在什么時期，在什么條件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就沒有我們的今天”等信念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中。但是，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我對自己的理想信念感到有點迷茫，甚至產生了動搖，于是大公無私、艱苦奮斗的精神都被我在不知不覺中丟掉了。

　　分析產生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我放松了理論學習，理想信念動搖。如果一個人的理想信念發生動搖，就像一座大廈的基礎發生動搖，那大廈倒塌只是時間的問題，一個人出事也只是早晚的事。因此，理想信念動搖是我違法犯罪的根本原因。

　　法治觀念不強是重要原因我國法治建設已有很大發展，法治觀念也得到加強，但是，我認為“權力大于法律”的現象仍然存在。在這種錯誤觀念的影響下，我對于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一貫不動搖的，但落實到工作生活中，我往往只注重黨的方針政策的學習貫徹，注重黨的組織制度、原則的落實，注重結合實際做好本職工作，而忽視了法律知識的學習和法治觀念的增強，最終造成違法不知法，犯罪不知罪。

　　我錯誤地認為逢年過節收老鄉、同事、親朋好友送來的錢不違法，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所求，我也沒有為他們謀利，純屬“禮尚往來”，因此也就都收下了。由于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已經違法，我也就沒有任何設防，更沒想過檢察院會查到我的頭上。

　　去年，李天貴(荊門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案件發生后，我還認為自己與李天貴不同，他收錢是為別人辦事，我是節日期間收老鄉、同事送來的錢，只不過數額有些大。后來，單位領導多次勸導我，有什么問題要主動向組織講清楚，爭取從輕處理。特別是我的同事也是戰友———園林局局長張某自首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于是我在2008年3月26日向單位領導承認收受了他人送給我的錢，并表示盡快安排好家屬向紀委、檢察院講清楚。3月29日，我接到湖北省檢察院的傳訊，此時，我知道一切都晚了。不懂法害了我，因此，法治觀念不強是我違法犯罪的重要原因。

　　不正確行使權力是直接原因

　　建委是具有規劃、建設、管理等幾十項行政職能的綜合執法部門，建委主任不僅具有審批、管理、監督的最終決策權，還兼任投資公司董事長，具有資金調撥權。雖然我們制定了若干規定，對幾位正副主任的權力進行制約，但是在別人看來，還是我這個建委主任說了算，自然就把我作為他們的重點攻堅對象。盡管我處處設防，不想為他人利用，可最終還是被老鄉、同事說服了，他們利用節日之機送錢給我，我在所謂不違法的情況下，收下了他們送來的這些錢。可見，不能正確行使權力是我違法犯罪的直接原因。

　　除此之外，我國市場經濟在形成、發展、成熟的過程中產生的“一切向錢看”、分配不公、貧富差距等現象，對我也有影響。看到有的同鄉、同學沒什么文化，卻因炒塊土地、改造一條小巷，瞬間就變成了百萬甚至是千萬富翁;有的同屬國家工作人員，可他們卻是年薪幾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雖然這與他們的個人努力分不開，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掌握著國家資源或從事的是壟斷行業，同這些人一比，我就覺得自己虧了。

　　可有時我也常想起犧牲的戰友，還在農村的同學，一想到這些我也感到滿足了。我是農民的兒子，那時只想有間房子、一張床、一張木桌子，有屬于自己的空間就好了。現在房子有了，車子有了，這些都是黨和人民給予我的，我真的知足了，要那么多錢有何用?每當想起這些，我就嚴明家規，不準家人收受他人送來的錢物。

　　處在矛盾中的我，最終沒能堅守住底線，收了不該收的錢。(張永光 孫猛）